第四天，托马斯开炉。他用了美因茨方向买来的瑞典铁，含碳量低，韧性好，适合做量尺。炉火烧到白热，铁水从熔炉里流进陶制坩埚，颜色金黄，表面浮着一层亮晶晶的渣。托马斯用一根长铁钎撇去浮渣，然后把坩埚端到砂型台前。
砂型是彼得和汉斯提前做好的。量尺的蜡模埋在砂箱里，经过两天阴干和低温烘烤，蜡已经化净流出了，留下精确的型腔。托马斯把铁水缓缓注入浇口，铁水在砂型里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像地下在打雷。
冷却后，汉斯用铁锤敲碎砂型。第一根量尺从砂箱里滚出来，表面覆盖着一层黑色的氧化皮，但刻度的凸起清晰可见——一条一条半粒米高的铁线，横平竖直，像用尺子画出来的。彼得用钢丝刷刷去氧化皮，露出下面灰白色的熟铁本色。
杨定军拿起量尺，用他自己设计的标准卡尺——那块用淬火钢片做的薄片——逐段比对。一尺长，准；寸的间隔，准；分的间隔，准；最细的厘，在最后一寸里分了十格，彼得用放大镜——其实就是两块弧面玻璃片——一格一格地查，十格全对，误差没有超过半粒米。
“可以。”杨定军说。这是他对铁匠坊的最高评价。
第一炉浇了六根量尺，全部合格。第二炉浇砝码，用的是科隆方向买来的鲁尔白口铁，密度大，铸出来的砝码沉甸甸的。彼得在底面铸字时特别注意了笔画的清晰度——“盛字壹号”五个字，烫蜡模时多压了两遍，铸出来后字口锋利，用指甲刮上去能感到凹凸。
五只砝码铸完，彼得用天平平称——天平的横梁是杨定军从水力工坊找的一根直纹硬木，中间钻了孔，穿一根细铁丝做支点，两边各挂一只铜盘。他把新铸的砝码和一堆事先称好的铁屑对照，壹号的重量对准一斤，偏差不超过半钱。
量杯是第三炉，用的是本地铁料，灰口铁，质地细密，浇铸后不漏。三只量杯分别是一升、半升、一合，杯口铸了尖嘴，倒水时不会沿外壁流。
最后做的是那方钢印模。这块印模最费工，因为它要用来在外销的细布包、铁犁头和木桶上压印标记，字迹必须极深极硬。彼得用最好的瑞典铁，表面淬火到发蓝，然后用刻刀在背面雕出凸起的“盛”字，四角各雕一个小圆点。试印时，他把印模放在一块废布上，用锤子猛敲一记，布面上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凹印，字体的笔画锋利得像用刀刻的。
“四件一套。”杨定军看着摆在铁砧台上的成品——六根量尺、五只砝码、三只量杯、一方印模，“加上前几天试成的备用件，一共做十二套。十套发给各工坊和代销点，两套存藏书楼。”
汉斯拿起一根量尺，在裤腿上擦了擦，对着光看了看刻度。四十年的老铁匠，第一次用上了铁铸的尺子。
“这东西，比木尺沉。”他说。
“沉，就不敢乱放。”杨定军说，“每根尺上铸了编号，谁丢了，谁负责。”
分发是在四月初进行的。
第一套给了汉斯铁匠坊。汉斯把自己的旧木尺收进了抽屉，换上了新铸的铁量尺，挂在熔炉旁边的木钉上。彼得和托马斯各领了一套，彼得的放在精磨台上，托马斯的放在熔炉旁。四个人约定：以后打出来的铁器，长宽厚薄，一律用这根尺量。
第二套给了水力工坊的卢卡。卢卡正带着人给第三车间换纱锭，接过尺子时手上有油，在围裙上擦了三遍才敢接。他把尺子挂在织布机旁边的柱子上，从此调梭箱间距不再凭眼力，而是直接卡尺。
第三套给了木工坊的老约翰。老约翰六十二了，看着铁尺上凸起的刻度，沉默了很久。他的木尺用了四十年，上面刻满了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记号。但最后他还是把木尺放进了工具箱的底层，换上了铁尺。
第四套给了玻璃工坊的朱塞佩。朱塞佩用铁尺量了量一批新烧出的蓝玻璃杯的口径，发现六个杯子里有两个比标准小了约一粒米的厚度。他二话没说，把那两个杯子扔进了废料筐。
第五套给了码头货栈的老乔治。老乔治已经不跑船了，但每天还在码头上量水位、验货。他把铁尺和砝码放在栈棚里的樟木箱子上，和账本摆在一起。
第六套、第七套、第八套分别交给了巴塞尔、科隆和施瓦本三个代销点的掌柜。每个掌柜都收到了一封信，周老头用拉丁文写的，告诉他们：从今往后，收货验货，用盛京的标准量尺。量尺上铸了编号，编号对应每个点，每年核对一次，尺子丢了或坏了，要提前报信回来。
第九套给了科莫湖货栈的哈维。哈维收到后把铁尺挂在外廊的柱子上，和那块刻着“盛”字的木牌并排。他写信回来说：“伦巴第的商人见了这尺子，问能不能卖给他们。我说不卖，这是盛京的规矩。”
第十套留在盛京城门的哨位处，用来查验进出的商货。杨保禄让人在城门边砌了一个石台，上面刻了一道凹槽，铁尺平时嵌在槽里，用时抽出来，用完插回去。守城的远瞳队员第一次用铁尺量一个过路商贩的布捆时，发现那布的实际幅宽比标称的窄了两寸——商贩用的是自己的短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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