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第50年十一月初二，盛京藏书楼。
信使是从罗马方向过来的，走了整整四十天。他先在教廷的驿站换了七次马，翻过阿尔卑斯山时遇上一场早雪，在山口困了三天，到巴塞尔时靴底已经磨穿，又换了一双新靴才走完最后一段阿勒河谷。进门时，他的嘴唇冻得发紫，右手的手指蜷缩在袖筒里伸不直，但左臂死死夹着那只封了红色蜡封的皮筒——筒口上的钥匙交叉橄榄枝印，是教廷圣库的标记。
杨保禄从皮筒里抽出信纸时，手指顿了一下。纸是保罗常用的那种上等犊皮纸，但字迹不是保罗的——比保罗的字更拘谨，更工整，带着一种刻意的小心翼翼。卡洛曼站在旁边，只看了一眼就认出来：“是保罗副手的笔迹。保罗现在不敢用自己的文书房发私人信了。”
信的前半部分是官方辞令：教皇帕斯卡尔一世已于上月在罗马驾崩，经过枢机主教团选举，原拉文纳大主教尤金二世继位为新教皇。新教皇秉承上帝旨意，致力于整顿教会财政，清理历年积弊，其中就包括对各地方“圣库免税运输名录”的全面审查。
后半部分是附言，笔迹换成了保罗的——显然是副手抄完后，保罗偷偷加了几行：“尤金二世陛下与洛泰尔皇帝陛下有旧谊，登基前曾受皇帝亲兵护送返罗马。现陛下身边有人进言，称北方某商号借教会之名行避税之实，有损圣库尊严。我已尽力周旋，但陛下要求该商号提供‘实质性的宗教奉献’以证明其虔诚，否则名录之事难以维持。望速谋对策，时间无多。”
杨保禄把信纸摊在桌上，用镇纸压住两端。窗外正在刮北风，把窗缝吹得呜呜响。
“实质性的宗教奉献。”他慢慢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嚼一块硬骨头，“翻译成人话，就是要钱。而且要的不是小钱，是能让教皇在枢机主教团面前说得出口的大钱。”
“不止钱。”卡洛曼坐下来，手指敲着桌面，“尤金二世要的是姿态。洛泰尔在他身边安插了人，说盛京借教会免税通道走私军需——这是栽赃，但新教皇听进去了。如果我们只是送钱，等于承认了行贿。要送，就得送成‘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圣座的敬献’，让教皇能当众念出我们的名字。”
杨定军站在窗边，手里无意识地转着一把半圆锉。他开口时，声音比北风还低：“南线的硫磺和羊毛，还要走教廷通道。断了，铁匠坊和漂白工坊撑不过明年夏天。”
“我知道。”杨保禄说，“所以不能断。卡洛曼，你去。”
卡洛曼抬起头，白发在昏暗的烛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他没有表现出意外，只是点了点头。
“以什么身份？”
“两个身份。”杨保禄说，“明面上，你是盛京的正式使者，代表阿勒河谷的商团，向新教皇敬献礼品，祝贺登基。暗面上，你是图卢兹侯爵的次子，一个流亡在北方的高级贵族，借盛京的船路和教廷搭上线。尤金二世不是傻子，他知道图卢兹的名字在法兰西和亚平宁意味着什么。”
“他更知道图卢兹已经没落了。”卡洛曼淡淡地说，“我的名字能打开宫门，但换不到实质性的让步。还得靠东西说话。”
“东西我们给。”杨保禄转向杨定军，“工坊那边，能拿出什么？”
杨定军把锉刀放在窗台上，走过来，用手指在信纸旁边点了点：“二十匹上等细布。彼得烧的红蓝双色玻璃杯一套。金币两百枚。这是盛京能承受的极限，再多，今年冬天的军费口粮就要吃紧。”
“细布从哪出？”
“主仓库存。”杨保禄说，“诺力别已经带人挑了两天。二十匹全是今年秋收前织的，用的是美因茨方向买来的上等羊毛，经纬密度每寸十三乘十一，比给克吕尼的还好一个等级。其中十匹已经按教廷司铎祭袍内衬的幅宽裁好了，用桐油纸包着，贴了三道印。”
“玻璃杯呢？”
“彼得亲手做的。”杨定军说，“一炉只出来两只合格的。一只琥珀红，一只钴蓝，两只套在一只鎏金铜托上，底座刻着‘盛’字。朱塞佩用他在威尼斯学来的法子，给杯口镶了一圈细金边。这是盛京玻璃工坊迄今为止最好的东西，拿出去说是拜占庭皇室用的，都有人信。”
卡洛曼吹了声口哨，很轻。“朱塞佩肯给杯口镶金？那老狐狸平时连配方都不肯多写一个字。”
“杨保禄亲自跟他谈的。”杨定军说，“这不是卖货，是买路。彼得和朱塞佩都懂。”
“金币呢？”
“盛京铸造的标准银币，在科隆钱庄兑的罗马金币。”杨保禄从桌下的铁箱里取出一只铅皮筒，筒口封着蜡，“两百枚拜占庭索里达金币，成色九成以上。在罗马，这是硬通货，比任何教皇的免税文书都好使。”
卡洛曼接过铅皮筒，在掌心掂了掂。沉甸甸的，像一块凝固的权力。
“策略。”杨保禄说，“到了罗马，第一，不要主动提免税名录的事。让保罗提，我们在旁边听着。第二，尤金二世如果要我们表态支持洛泰尔，不接话。盛京是中立的商人，只卖货，不选边。第三，如果教皇提出要派人常驻盛京‘监督教会物资使用’，拒绝。这是我们的底线。宁可南线断了，也不在城里养教廷的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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