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馆的变化，同样令人瞩目。咸阳城内最大的“惠民医馆”内，坐堂医生李大夫正拿着一支酒精温度计，轻轻夹在一个孩童的腋下。“稍等片刻，很快就好。”李大夫柔声安抚着哭闹的孩童，一旁的孩童母亲满脸焦急：“大夫，我家娃烧了两天了，喝了药也不见好，可怎么办啊？”
片刻后，李大夫取出温度计，看了看刻度：“39度，烧得确实厉害。以前咱们只能靠摸额头判断，现在有了这‘温度计’，能精准知道烧到多少，用药也更准了。”他转身取来一味退烧药（经医家改良的柴胡制剂），又嘱咐道：“先喝药，半个时辰后再量一次体温，若降到38度以下，就不用怕了；要是还降不下来，再用温水擦身子降温。”
这便是温度计带来的改变——此前医生判断“发烧”全凭经验，常因判断不准延误治疗；如今有了温度计，37度为正常，超过38度为低烧，超过39度为高烧，一目了然。医馆还特意培训了所有学徒，教他们如何使用温度计、如何根据体温调整药方，短短半月，因“提前降温”而痊愈的病人便多了三成。李大夫常对人说：“这温度计，比咱们老中医的‘望闻问切’还多了一层准头，真是救命的好东西！”
就在天工阁与市井因玻璃、温度计而热闹时，太子府的书房内，却弥漫着一丝凝重。淳于越身着儒衫，坐在扶苏对面，手中捏着一卷《论语》，语气带着几分急切与不满：“太子殿下，如今朝堂之上，法家官员愈发增多——李斯主政，冯劫掌监察，连地方郡守多是法家出身；我儒家弟子虽也入仕，却多任博士、教谕等闲职，难掌实权。长此以往，儒家‘仁政’‘礼治’的主张，恐难在大秦推行，还望殿下为儒家发声，扶持儒家子弟！”
扶苏放下手中的玻璃器具图样，脸上露出温和却疏离的笑容：“淳于博士的心意，孤明白。儒家主张‘仁政’，与大秦‘以法治国’并不相悖，日后孤定会留意，为儒家子弟争取更多机会。”
这番话虽温和，却无半分实质承诺。淳于越还想再劝，扶苏却话锋一转：“博士精通典籍，此前编写《大秦新学》时，对隶书与算学的普及多有助力。孤以为，博士若能专注于教育，在各郡县设立‘儒学堂’，教百姓识文断字、明辨礼义，比在朝堂争夺职权，更能践行儒家‘教化万民’的初心，博士以为如何？”
淳于越闻言，脸色微微一沉——他虽知扶苏所言有理，却仍执着于朝堂权力，想让儒家在治国中占据一席之地。可看着扶苏平静的眼神，他终究没能再说下去，只能躬身道：“殿下所言，臣会考虑。”
待淳于越离去，扶苏轻轻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淳于越的心思，可儒家的“礼治”虽利于教化，却难以应对大秦一统后的复杂局面；李斯等法家人物虽严苛，却能高效推行新政、稳定秩序。淳于越有学识却缺乏权谋，在朝堂上绝非李斯的对手，与其让他卷入权力争斗，不如让他专注教育，既能发挥所长，也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春日的渭水渡口，风带着暖意，却吹不散离别的庄重。李信率领五百止戈卫，身着玄色皮甲，背负钢刀与诸葛连弩，牵着西域良马，整齐地列队在渡口旁。扶苏身着太子常服，站在队伍前方，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却坚毅的脸庞——赵佗腰佩短刀，神情兴奋；苏角手持望远镜，正眺望远方的道路；士兵们的铠甲擦得锃亮，马蹄踏在地上，没有半分杂乱。
“你们此去西北陇西，首要任务是适应环境。”扶苏的声音沉稳有力，“陇西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要学会储存水源、保暖防寒；其次是强化训练——沙漠行军、山地攀爬、耐寒耐热，每一项都不能松懈；最后是侦查——留意陇西周边的匈奴部落动向，记录地形与水源，为日后出使西域做好准备。”
他走到李信面前，递过一卷楮纸，上面画着陇西的简易舆图：“这是墨家弟子绘制的陇西舆图，标注了主要城镇与水源，你们按图行进，务必在五月中旬抵达陇西郡治所。记住，你们是大秦的精锐，不仅要练强战力，更要严守军纪，不得惊扰百姓，不得滥杀无辜。”
李信单膝跪地，双手接过舆图，声音洪亮：“末将遵旨！定带止戈卫好好训练，不辱使命，待四月后与陈平使团汇合，定护使团安全，扬大秦军威！”
“出发！”随着李信一声令下，止戈卫士兵们翻身上马，玄色的队伍如一条长龙，沿着渭水岸边的驰道，缓缓向西而去。马蹄声渐远，扬起的尘土在春日的阳光下渐渐消散，赵佗还特意回头，对着扶苏挥了挥手，脸上满是期待。
扶苏站在渡口，望着队伍远去的方向，心中满是期许——这支年轻的精锐，将在西北的土地上磨砺锋芒；而实验室里的玻璃器具、市井中的温度计、朝堂上的人才布局，都在为大秦的未来铺路。他知道，一个全新的时代，正随着春日的脚步，缓缓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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