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初的清华园，银杏叶已落尽，光秃秃的枝桠指向铅灰色的天空。主楼后厅的阶梯教室里，却比盛夏的篮球场还要燥热——三百人的座位座无虚席，走廊里挤着抱书的学生，窗台上也扒着几个踮脚的身影，每个人手里几乎都攥着一本翻得起皱的《码上见道》，封面上的太极图在日光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张天放站在讲台后，指尖轻叩木质台面，节奏像在调试一段待运行的代码。他穿了件藏蓝色的夹克，袖口磨出细微的毛边，却丝毫不减沉稳气场。面前的黑板一半写着《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一半画着计算机的冯·诺依曼架构图，两种看似无关的符号，在他的讲解中渐渐交织成一张逻辑严密的网。
“上周有同学问，‘万物皆可编程’是否意味着能预测命运。”张天放的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第三排一个戴黑框眼镜的青年身上——正是北京签售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青年猛地挺直腰板，手里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悬停，神情紧张又期待。
“这涉及两个核心概念：概率与因果。”张天放转身，在黑板空白处写下“概率模型”与“因果链条”，“命运不是固定的代码，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就像我们用汉卡处理汉字，输入的是相同的编码，输出的却可能因机型不同而有差异——人生的‘机型’，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与境遇。”
他拿起粉笔，在“概率”二字周围画了几个发散的箭头：“我在书里写过‘人生没有最优解，但有更优解’。代码能帮你分析变量——比如高考志愿的选择，本质是‘兴趣权重×就业概率’的算法；但无法量化‘父母期盼’这种情感变量，更算不出‘偶遇贵人’这种随机事件。这就是《道德经》说的‘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无常本身，也是道的一部分。”
黑框眼镜青年猛地站起身，声音因激动而发颤：“张总，我懂了！就像您在‘混沌与秩序’那章写的，我们能做的不是预测混沌，而是在混沌中建立秩序——比如用编程思维规划职业方向，同时保留应对意外的‘冗余代码’！”
“说得好。”张天放眼中闪过一丝赞许，“冗余代码不是浪费，是应对无常的弹性。就像《道德经》讲的‘曲则全’，看似多余的迂回，往往是避开危机的关键。”话音刚落，掌声如潮水般涌起，后排一个穿运动服的男生高声喊：“张总，我用您的‘迭代思维’复习考研，把知识点拆分成小模块逐个突破，效率提升了一倍！”
笑声中，讲台侧门走进来几位抱着文件夹的老师，为首的是清华哲学系的李教授——正是北大哲学系女生提到的“批评者”。他头发花白，鼻梁上架着厚重的眼镜，手里的《码上见道》扉页上写满了红色批注，边角还夹着几张便签纸。
讲座结束后，学生们簇拥着张天放提问，李教授在一旁静静等候，直到人群散去才走上前。他递过书，指着“上善若水”那章的批注：“我最初认为你用‘兼容性’解读‘上善若水’，是解构经典的本质。但上个月，我儿子用这个思路优化了他们公司的财务系统——把僵化的流程改成‘柔性架构’，效率提升了40%。”
张天放接过书，看到批注里从“牵强附会”到“豁然开朗”的字迹变化，忍不住笑了。“李教授，不是我解构经典，是经典本身就有无限解读的可能。”他翻开书，指着“道生一”的段落，“两千年前，老子用‘一’指代天地本源；今天，我们用‘一’指代核心算法——本质都是对‘规律’的探索。”
李教授连连点头，镜片后的眼睛亮了起来：“您的理论打通了中西哲学与现代科技。下个月全国哲学年会，我想邀请您做主题发言，和社科院的‘静观’教授好好论道——他那篇《当“道”沦为代码》，我看了，是没读懂您的‘搭桥’之心。”
张天放刚要回应，口袋里的BP机突然震动起来，是苏月晴发来的信息：“联想内训会场已布置完毕，柳总提前半小时到了，正翻您的书呢。”他看了眼时间，对李教授拱手道：“承蒙厚爱，我必到场。只是现在得赶去联想——一群企业家等着用‘道’优化管理流程，可比论道务实多了。”
联想总部的大会议室里，暖气开得很足，二十几位中层以上管理者围坐在长桌旁，每个人面前都摆着《码上见道》和厚厚的流程手册。柳传志坐在主位，手里的钢笔在“架构思维”那章画着横线，见张天放进来，立刻起身迎上：“张总，我们这几天开了三次会，越讨论越觉得，您的‘系统架构’理论，就是我们破局的关键。”
张天放刚坐下，生产部经理就迫不及待地开口：“张总，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部门墙太厚。研发部做的汉卡原型，生产部跟不上工艺；销售部反馈的用户需求，研发部又觉得不切实际——就像您书里写的‘模块冲突’，各走各的代码，没有统一的系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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