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比往年来得迟些。豫东平原的残雪还凝在老厂区的瓦楞间，像给灰败的厂房镶了道白边，风穿过锈蚀的铁栅栏，卷着枯草碎屑撞在紧闭的车间门上，发出“哐当”一声闷响，惊飞了檐下缩颈的麻雀。张天放站在镇办纺织厂的大门前，脚下的冻土踩上去硬邦邦的，鞋跟敲着裂开的水泥地，回声在空旷的厂区里荡开，竟有种叩问旧时光的意味。
“张总，这就是咱们镇的老纺织厂了。”王镇长搓着冻红的手，语气里带着几分局促，伸手推开那扇掉漆的铁皮门，“以前也是县里的明星企业，高峰时养活三百多号人呢，这几年……唉。”
门轴“吱呀”作响，像不堪重负的老人在呻吟。张天放抬步迈进厂区，目光扫过眼前的景象：几栋红砖厂房的墙皮大块大块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体，像是陈年的伤口；车间外的空地上，散落着断裂的纱锭和生锈的罗拉，一台老式梳棉机被弃在墙角，铁皮外壳上积着半指厚的灰，只有“1982年制造”的钢印还隐约可辨；远处的办公楼窗户蒙着塑料布，被风吹得鼓鼓囊囊，偶尔有碎纸从窗缝里飘出来，打着旋落在荒草萋萋的花坛里。
“去年冬天就彻底停了。”跟在身后的老厂长李建国叹了口气，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手指关节因为常年操作机器而有些变形，“设备老了，订单也被南方的大厂抢走，工资都发不出来，年轻人全走了，剩下的都是在这儿干了半辈子的老骨头。”他指着车间墙上褪色的标语——“抓革命，促生产”，声音发颤，“我从学徒干到厂长，眼睁睁看着它从热闹到冷清，夜里听见这厂区的动静，都觉得是机器在哭。”
张天放没说话，走到那台老式梳棉机前，伸手拂去上面的灰尘。冰冷的铁皮下，似乎还残留着昔日机器运转的余温。他弯腰查看机器的铭牌，指尖划过“上海纺织机械厂”的字样，脑子里已然开始高速运转——就像调试一段复杂的代码，他在心中拆解着这个老厂的“系统组件”：厂房是基础架构，虽陈旧但主体完好，只需加固翻新；设备是核心模块，部分可修复升级，部分需淘汰替换；而那些留下的老职工，便是熟悉系统逻辑的“资深程序员”，只是缺乏新的“编程工具”。
“李厂长，厂里的设备清单和职工档案都还在吗？”张天放直起身，语气平静。
“在！都在！”李建国眼睛一亮，连忙点头，“我怕以后有机会重启，都锁在办公室保险柜里了，连每台机器的维修记录都没丢。”
“王镇长，借镇政府的会议室用用，下午请几位职工代表过来。”张天放转头说道，“另外，帮我找一部能打长途的电话，我需要和深圳的团队通个气。”
镇政府的会议室不大，墙皮同样有些斑驳，墙上挂着“发展乡镇企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横幅，八仙桌擦得锃亮，上面摆着刚沏好的热茶，氤氲的水汽模糊了窗外的景象。张天放坐在桌前，面前摊着李建国拿来的设备清单，纸上的字迹密密麻麻，有些地方用红笔标注着“待修”“报废”的字样。他指尖在清单上滑动，时而停顿，时而在旁边空白处写下一串数字——那是他估算的维修成本和升级费用。
“叮铃铃——”桌上的拨号电话响了，是深圳那边接通了。张天放拿起听筒，苏月晴清脆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几分电流的杂音，却依旧条理清晰：“天放，你传过来的老厂资料我看过了，财务团队做了初步评估，改造总投资大概需要两百万，主要用于设备更新和厂房翻新，预期年回报率不到8%，远低于我们其他项目。”
“我知道ROI不高。”张天放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陆续赶来的职工代表，他们穿着朴素的棉袄，脸上带着拘谨和期盼，“但你算过另一笔账吗？这里有两百多名熟练工人，他们掌握的操作技能是现成的‘技术储备’；老厂紧邻国道，物流成本比在深圳低15%；更重要的是，龙腾现在急需配套的零部件加工厂，把这里改造成键盘和鼠标的塑料外壳生产基地，正好能衔接我们的生产线。”
听筒里传来翻文件的声音，苏月晴的语气里多了几分认同：“你是想把它变成龙腾的配套厂？这样一来，供应链的稳定性确实能提升，而且……”她顿了顿，“品牌价值和社会价值很大。现在外界都盯着我们这些民营科技企业，这样的投资能让龙腾的形象更立体，政府那边也会更支持我们的后续项目。”
“这不是单纯的慈善。”张天放的目光落在窗外一位抱着孩子的女职工身上，那孩子正好奇地扒着会议室的窗户往里看，“我要的不是慈善名声，是一个能持续运转的系统。捐钱只能解一时之困，就像给崩溃的程序临时打补丁，治标不治本；但把老厂改造成能盈利的企业，教会工人们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才是重构整个系统的逻辑，让它能自主运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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