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城北长途汽车站后巷。
李三强蹲在阴影里，嘴里叼着半截熄灭的烟。面包车已经处理掉了——开到三十公里外的河边，浇上汽油烧了，现在应该只剩下一堆焦黑的骨架。他换了身衣服，黑色夹克，深色牛仔裤，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
包里是二十万现金，还有两件换洗衣服，一把弹簧刀。
车站的钟敲了三下。候车室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等夜班车的人，大多是农民工，裹着棉大衣打盹。售票窗口亮着惨白的灯，玻璃上贴着褪色的线路图。
李三强站起来，腿麻了，踉跄了一下。他走进候车室，买了张去邻省的长途车票，凌晨四点半发车。离发车还有一个半小时。
他找了个角落坐下，把旅行包抱在怀里，压低帽檐。眼睛却像雷达一样扫视着四周——门口的保安在打哈欠，清洁工慢吞吞地拖着地，一对年轻情侣依偎着睡着了。
没有便衣，至少现在没有。
李三强稍稍松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开机。屏幕亮起的瞬间跳出三条未读短信，都是同一个陌生号码：
“警察在查你的前科记录。”
“王可能已经被监控。”
“别用你的身份证买票。”
李三强的手指僵在屏幕上。这个神秘人是谁？为什么帮他？又为什么要帮他？
他删掉短信，关机，取出SIM卡，掰成两半，扔进旁边的垃圾桶。然后从钱包里掏出另一张卡——也是预付费的，用假名买的。
做完这一切，他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但脑子里全是画面：那个女人倒在地上，眼睛睁得很大，血从她脖子里涌出来，热乎乎的，溅到他手上；那块表飞出去，掉进沙发缝隙；他逃跑时在楼道里撞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手里的菜撒了一地……
他猛地睁开眼睛，呼吸急促。
“做噩梦了？”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李三强吓得差点跳起来。转头一看，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穿着褪色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
“没、没有。”李三强声音发干。
老头笑了笑，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小伙子，看你这样子，是惹了事跑路吧？”
李三强没说话，手悄悄伸进口袋，握住了弹簧刀。
“别紧张。”老头喝了口缸子里的热水，“我年轻时也跑过。那时候严打，我偷了厂里两卷铜线，卖了八十块钱，从东北跑到广东，一跑就是三年。”
他把搪瓷缸子放在地上，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递给李三强一根。李三强犹豫了一下，接了。
“后来呢？”他问。
“后来？后来严打过去了，我回了老家，发现我娘眼睛都哭瞎了。”老头点着烟，深深吸了一口，“值吗？两卷铜线，八十块钱，三年逃亡，我娘的眼睛。你说值吗？”
李三强沉默地抽烟。烟很劣质，呛得他想咳嗽。
“小伙子，听我一句。”老头凑近些，压低声音，“如果事情不大，能回去自首就回去。如果事情大……那就跑远点，永远别再回来。但不管跑多远，你都得记住——有些债，活着的时候要还，死了以后更要还。”
广播响了：“开往阜阳的班车开始检票……”
李三强掐灭烟，提起旅行包。老头拍了拍他的肩膀：“保重。”
走出候车室时，李三强回头看了一眼。老头还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缸子，眼睛望着窗外漆黑的夜。
那句话在他脑子里回荡：有些债，活着的时候要还，死了以后更要还。
他加快脚步，几乎是跑着上了车。
三个月前，六月底的一个雨夜。
城南“好运来”棋牌室的地下室里，烟雾几乎凝成实质。四张麻将桌都坐满了人，洗牌声、叫牌声、骂娘声混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劣质香水的味道。
李三强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眼睛血红。他已经连输了八把，面前最后两张百元钞票被对面一个刀疤脸的男人收走。
“李三，还玩不玩？”刀疤脸叼着烟，斜眼看他，“没钱就下去，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周围响起几声哄笑。李三强的脸涨得通红，手指抠着桌沿，指甲缝里塞满了污垢。
“我再借一千。”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借？”刀疤脸笑了，“李三，你上个月借的三千还没还呢。我这里是棋牌室，不是慈善堂。”
“就一千，明天一定还。”
“明天？你拿什么还？”刀疤脸凑近些，烟味喷在他脸上，“李三，不是我说你，你都三十四了，要工作没工作，要手艺没手艺，整天就在这些地方混。你这样下去，哪天死在路边都没人收尸。”
这话戳到了李三强的痛处。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
“你说什么？”
“怎么，想动手？”刀疤脸也站起来，他比李三强高半个头，一身横肉，“来来来，我让你一只手。”
棋牌室老板赶紧过来打圆场：“行了行了，都是朋友，别伤了和气。李三，你要实在想玩，我借你五百，就五百，多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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