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0日,下午三点,临州市公安局法医解剖室。
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白炽灯下,三张不锈钢解剖台并排摆放:中间是李秀兰的骸骨,左侧是张建国的遗骨,右侧空着,但摆满了证物——王建军的工具袋、李秀兰的假身份证、那本黑色日记、照片、信件。
老陈站在解剖台前,目光从一件证物移到另一件证物。两天前周国富的供述像一块看似完整却暗藏裂痕的玻璃,他必须找到那条裂缝。
“陈师傅,省厅DNA实验室的结果传真过来了。”小林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几张纸,“李秀兰骸骨的DNA,和她留在辽阳娘家的头发样本,匹配率99.9%。”
老陈接过报告,扫了一眼:“另一个检测呢?”
“西塘出租屋血样的DNA和张建军的比对结果也出来了,完全匹配。”小林顿了顿,“还有,我们在工具袋内侧提取到的微量皮屑组织,经检测属于周国富。这证实他确实接触过这个袋子。”
物证链越来越完整。但老陈心里的疑虑却越来越重。
“把张建军带来。”老陈说,“我要再问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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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里,张建军显得比前几天更憔悴。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手上戴着手铐,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抖腿。
“张建军,你说5月7日那晚,周国富砸伤你后,把你绑在椅子上,血流了十几分钟。”老陈盯着他,“那段时间,李秀兰在做什么?”
张建军眼神闪烁:“她……她在旁边哭,求周国富放开我。”
“她离你多远?”
“就……就在我旁边,跪在地上。”
“她碰过你吗?”
“没有,周国富不让她碰。”
老陈拿出技术科的血迹分析报告:“现场血迹显示,伤者站立滴血的位置周围,有一圈不完整的鞋印,36码,女性。那是李秀兰的鞋印,她在你流血时围着你走了一圈。”
张建军的脸色变了。
“一个吓坏了的女人,跪在地上哭,为什么会在你流血时围着你走一圈?”老陈逼问,“她在观察什么?还是在确认什么?”
“我……我不知道……”张建军的声音开始发抖。
老陈又拿出那张四人合影:“这张照片,除了周国富、李秀兰、张建国,还有这个女人。她是谁?”
张建军看了一眼照片,像是被烫到一样移开视线:“我……我不认识。”
“但你见过她。”老陈肯定地说,“1991年3月25日,张建国到临州的第二天,你们一起吃了饭。你在场,对吧?”
“没有!我不在!”张建军反应激烈,“那天我在广州!”
“是吗?”老陈拿出周国富的日记,翻到3月25日那页,“周国富的日记里写:‘今晚请张建国吃饭,张建军作陪,还有小刘。’小刘是谁?”
张建军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小刘,刘芳,或者……”老陈顿了顿,“你们叫她‘芳姐’,对吧?”
张建军猛地抬头,眼睛里全是惊恐。
老陈知道自己猜对了。这几天他让小林详细调查了周国富在南方的人际网,发现一个关键人物:刘芳,女,三十八岁,原籍辽阳,1990年前在广州做服装生意,1991年突然失踪。而她,是张建军的前女友。
“刘芳和你们是什么关系?”老陈继续问,“她和周国富的生意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我不认识她!”张建军几乎在喊。
老陈不再逼问,而是换了个话题:“1991年3月30日,张建国遇害那晚,你在哪儿?”
“我在广州!一直在广州!”
“谁能证明?”
“店里的伙计,邻居,都能证明!”
老陈点点头,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车票复印件:“这是1991年3月28日,广州到临州的硬座车票,乘客姓名:张建军。我们在你广州租住房的床垫下找到的。”
张建军的脸瞬间惨白。
“你3月28日到了临州,3月30日张建国遇害。”老陈的声音像冰一样冷,“然后3月31日,你坐火车回了广州。张建军,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审讯室里死一般寂静。张建军的呼吸声粗重得像破风箱。
“我说……我都说……”他终于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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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11日,凌晨一点,第二场审讯。
张建军交代的真相,让老陈和小林都倒吸一口凉气。
“周国富……他做的不只是建材生意。”张建军声音沙哑,“他还……还帮人‘带货’。”
“什么货?”
“电子表、录音机,还有……还有一些药。”张建军不敢看老陈的眼睛,“从香港那边弄过来,在内地卖。利润很高,但风险也大。”
“张建国怎么知道的?”
“有一次,周国富让我送一批货到辽阳,正好张建国在。他看见了,起了疑心。”张建军说,“后来他私下找我,说要分一杯羹,不然就去举报。我怕了,就告诉周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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