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成功的首讲，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
邀请函开始雪片般飞来。贾玉振的身影，相继出现在重庆大学的礼堂、中央工业试验所的会议室，乃至一些民间社团的讲台上。
他的“未来学”讲座，成了战时重庆一道独特而明亮的文化风景。
他甚至被聘为“战时教材编撰委员会”的特约顾问，参与编写旨在激发青少年民族自信心与创造力的课外读物。
然而，赞誉与追捧之中，也夹杂着不和谐的音符。
一次在某个官方色彩较浓的座谈会上，一位戴着金丝眼镜、言辞刻板的官员，用阴柔的语调质疑道：“贾先生勾勒的未来蓝图固然美妙，但未免过于理想化。
当务之急是集中一切力量争取军事胜利，此类空中楼阁式的畅想，恐怕会分散民众注意力，不利于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这质疑带着官腔的冰冷，试图将“未来”与“现实”割裂、对立。
贾玉振平静地看着对方，声音清晰而沉稳：“这位先生，请问我们抗战，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吗？
不！我们是为了赢得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去建设一个新国家、新生活的权利！
如果心中没有那个想要建设的‘新国家’究竟是什么模样，我们的奋斗，岂不是成了无头苍蝇？
理想，不是空中楼阁，是暗夜行军的北极星。
看不到星光的队伍，必然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他这番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的反驳，赢得了在场多数人默许乃至赞许的目光。
胡风后来听说此事，拍案叫好：“答得妙！就是要戳破那些‘只许埋头拉车，不许抬头看路’的庸人逻辑！”
表面上看，贾玉振赢得了这场小小的辩论。
但夜深人静时，当他独坐阁楼，抚摸着小希望留下的那叠稚嫩画稿，想起那个在病榻上拒绝“虚假文章”换取生机、最终悄然逝去的孩子，心中便涌起无边无际的悲凉与刺痛。
他笔下描绘的光明未来越美好，与小希望那未能等到的、甚至未曾真正拥有过的温暖童年所形成的对比，就越是惨烈，越是如同无声的控诉，啃噬着他的灵魂。
这份深藏于理想主义之下的、源自具体生命消逝的惨痛伤痕，无人知晓，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通往“未来”的道路，是由何等具体的牺牲铺就。
讲座的影响持续发酵，最终引起了真正“大人物”的注意。
一日，陶行之神色凝重又隐含激动地带来一个消息：“玉振，上面……有人注意到了你的讲座和文章。不是文化官员，是真正管实事、负责后方工业和战略规划的大员。
他们……想听听你关于‘战后重建’和‘国家现代化’更具体、更系统的想法，可能是一次非正式的咨询。”
贾玉振心中一凛。
这意味着，他的“未来”构想，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化启蒙和民众激励的层面，而是有可能进入更高层级的决策视野，哪怕只是作为参考。
这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意味着他将被卷入更复杂、更微妙的漩涡。
数日后，在一间不起眼但防卫森严的会议室里，贾玉振面对几位年龄、气质各异，却都目光锐利、气息沉凝的官员。
其中主位者，是一位鬓角已白、不怒自威的老者，正是主管大后方工业和交通建设的实权人物。
没有寒暄，老者开门见山：“贾先生，你的《未来之书》老夫断续看了些。有意思。不只学生爱听，我们这些搞实际工作的，也能从中看到些……不一样的思路。
今日请你来，不是听你演讲，是想听听，若抗战胜利，你认为，国家建设当从何处着手？最急迫者为何？最艰难者又为何？”
问题直接、宏大，且极具分量。
贾玉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没有重复讲座中的诗意描绘，而是结合自己一路见闻、与卢作孚等实业家的交流、以及在资源委员会的见闻，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思考。
他强调了交通与能源的“血脉”地位，谈及基础工业的“骨骼”作用，更着重论述了普及教育、培养科技人才、唤醒民众参与意识的“灵魂”意义。
他将“未来”的宏伟蓝图，拆解成一步步可实施的路径，并坦诚指出了可能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乃至国际环境的重重困难。
他发言时，那位老者始终微阖双目，手指无意识地在扶手上轻敲，看不出喜怒。其他官员则时而记录，时而皱眉，时而微微颔首。
待贾玉振讲完，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寂。
老者缓缓睁开眼，目光如电，直视贾玉振：“贾先生，你描绘的前景，令人神往。
但你可知，要将这些纸上谈兵变为现实，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需要打破多少陈规陋习、既得利益？
需要多少像你一样，既有热血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的人才？”
贾玉振坦然迎上目光：“晚辈深知其难。但正因其难，才需早做谋划，汇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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