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十日，处暑。
广州白云区一家国营电子厂的会议室里，今天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长条会议桌上铺着墨绿色绒布，正中摆着一盆绿萝，两边分别坐着七八个人——左边是电子厂的厂长、副厂长、供销科长，都穿着蓝色的确良工装，胸前别着厂徽；右边是卓全峰、孙小海、栓柱，还有周记者特意介绍来的法律顾问陈律师，都穿着白衬衫，显得正式而干练。
“卓社长，欢迎欢迎。”电子厂的刘厂长五十多岁，圆脸，和气地笑着，“早就听说过你们靠山屯合作社，省报上登过报道。没想到你们会找到我们厂来。”
“刘厂长客气了。”卓全峰微微欠身，“我们合作社是做山货起家的，但现在想拓展业务。南方电子产品市场大，我们想引进一些到东北去。但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小打小闹地倒卖，想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渠道。”
“长期供货？”供销科张科长推了推眼镜，“你们一个月能要多少？”
卓全峰翻开笔记本：“初步计划，电子表每月五百只，计算器两百个，录音机五十台。如果销路好，再增加。”
张科长和刘厂长对视一眼。这个量对国营大厂来说不算大，但也不小。最重要的是“长期”两个字——现在市场竞争激烈，能有稳定订单，是好事。
“价格呢？”刘厂长问。
“我们希望有优惠。”卓全峰不卑不亢，“我们是长期合作，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我们还有个想法——能不能生产贴我们‘兴安’牌子的产品？我们提供设计，你们生产，我们包销。”
“贴牌？”刘厂长皱起眉头，“这……恐怕不行。我们厂是国营企业，产品都要用厂里的牌子。”
“刘厂长，现在改革开放，要解放思想。”陈律师开口了，他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很有分量，“我研究过政策，允许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合作，形式可以灵活。贴牌生产，其实是委托加工，符合政策。”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省里刚下发的《关于促进城乡经济联合的若干意见》，里面明确鼓励国营企业向乡镇企业扩散产品、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刘厂长接过文件，仔细看了起来。供销科张科长小声说：“厂长，现在厂里订单不足，车间都半停工了。要是能接下这个单子，工人们也有活儿干……”
刘厂长沉吟良久，抬起头：“贴牌可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质量要按我们厂的标准，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第二，货款要按时结算，不能拖欠；第三，如果销量好，要优先增加我们的订单。”
“没问题！”卓全峰站起来，“这些都可以写进合同里。另外，我们可以预付百分之三十的货款，表示诚意。”
预付百分之三十！这是很大的诚意了。刘厂长脸上露出笑容：“好！卓社长爽快！那咱们就谈谈具体细节……”
谈判进行了三个小时。最终达成协议：电子厂每月为合作社生产五百只“兴安牌”电子表（单价四元）、两百个计算器（单价七元）、五十台双卡录音机（单价七十元）。合作社预付百分之三十货款，货到付清余款。质量按国家标准，厂方负责保修一年。
签完合同，走出电子厂大门，孙小海长长舒了口气：“全峰，这下咱们有稳定货源了！再也不用去十三行跟那些小摊贩讨价还价了！”
“不只稳定，还正规。”卓全峰也很高兴，“有了国营厂做后盾，质量有保证，售后有保障。咱们的‘兴安’牌子，也能打响了。”
但电子只是第一步。卓全峰还有更大的计划。
第二天，他们去了广州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站前路。不过这次不是去零买，而是直接找到了几家规模较大的服装厂。
“贴牌生产？”一个服装厂的老板听完他们的来意，直摇头，“我们厂做出口订单的，不做内销，更不做贴牌。”
“老板，现在政策鼓励内销。”卓全峰耐心劝说，“而且我们不是小打小闹，是长期合作。牛仔裤每月一千条，衬衫五百件，连衣裙三百条。这个量，不算小吧？”
老板有些心动，但还是犹豫：“你们东北……那么远，运输怎么办？货款怎么结？”
“运输我们负责，铁路托运，全程保险。货款可以预付百分之三十，货到付清。”卓全峰拿出电子厂的合同复印件，“您看，这是我们跟国营电子厂签的合同，我们都是按正规程序走。”
老板看了合同，态度缓和了：“你们倒是正规……那，先做一批试试？牛仔裤，一条成本五块，给你们六块。但要现款现货。”
“六块可以，但质量要把关。”卓全峰说，“我们要的是中高档货，不是地摊货。布料要结实，做工要精细。”
“放心，我们做出口的，质量差不了。”
谈了两天，跟三家服装厂签了意向合同。牛仔裤、衬衫、连衣裙，都有了稳定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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