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深秋比往年暖些，北京的阳光透过“红玉食品”总部顶楼的落地窗，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斑。聂红玉站在窗前，指尖划过窗沿上一盆小小的仙人掌——这是1981年她开小铺子时，陈教授随手给的扦插苗，如今已长得盘根错节，翠绿的掌片上还带着当年在铁皮炉旁熏出的浅黄印记。
身后的红木办公桌上，摊着两本账本。一本是蓝布封皮的，纸页泛黄发脆，边角被磨得卷了毛，上面用蓝黑墨水记着“1981年3月，启动资金500元”；另一本是硬壳精装的，印着烫金的“红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字样，最新一页写着“1991年10月，市值突破五千万”。十年光阴，就浓缩在这一旧一新两本账里，从歪扭的字迹到规整的打印体，从几分几毛的收支到百万级的流水，是她从“聂老板”到“聂总”的全部足迹。
“在看什么？” 沈廷洲推门进来，手里端着杯刚泡好的菊花茶，茶底是黄土坡基地新晒的枸杞。他穿着件灰色的羊毛衫，退休后比在商业局时胖了些，眼角的皱纹也柔和了许多。“财务科把年度报表送来了，你要不要先过目？” 他把茶杯放在账本旁，目光落在那本蓝布账本上，笑了，“这老伙计还在呢，当年你总说它比小石头还难伺候。”
聂红玉拿起蓝布账本，指尖抚过第一页的“500元”：“怎么能丢？这是咱们的本钱，也是底气。” 她抬头看着沈廷洲，眼里满是回忆，“1981年政策刚松动，你从部队转业没几年，工资才四十二块五，硬是从退伍费里攒下三百块；陈教授把他平反后补发的两百块抚恤金塞给我，说‘你有本事，别困在黄土坡’；我自己又凑了五十块，凑够这五百块，在北新桥租了间六平米的小铺子，挂起‘红玉饺子铺’的招牌。”
那间小铺子聂红玉记得清清楚楚：墙是用报纸糊的，风一吹就哗啦啦响；门口摆着个铁皮炉，冬天用来煮饺子，夏天用来烙馅饼；里面就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还是从黄土坡拉来的旧家具。开业第一天，她凌晨三点就起来和馅，用的是陈教授教的“三分肥七分瘦”的比例，饺子皮擀得薄如纸，煮出来个个晶莹剔透。可从早等到晚，只来了三个客人，还是路过的工人，点了两碗饺子，说“老板娘，你这饺子比国营饭店的香”。
“我还记得你第一天回来，把赚的八块六毛钱摊在桌上，抱着小石头哭了。” 沈廷洲坐在她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我说‘别急，咱们的饺子好，肯定能火’，你还不信，说‘要是赔了，这五百块就打水漂了’。” 聂红玉笑了，眼泪却差点掉下来：“那时候哪是怕赔钱，是怕对不起你和陈教授的信任。你不知道，那几天我天天睡不着，半夜起来翻酒店的旧笔记，想怎么把服务做好，怎么把成本降下来。”
转机是从一碗“定制饺子”开始的。附近棉纺厂的女工李大姐，怀孕后想吃酸汤饺子，国营饭店不给做，来小铺子试探着问能不能做。聂红玉当即答应，用基地腌的酸菜做汤底，饺子馅里加了切碎的嫩姜，既开胃又不刺激。李大姐吃完后，第二天就带了十几个工友来，都说“聂老板的饺子，比家里做的还贴心”。
就像当年在酒店做经理时那样，聂红玉把“客户需求”放在第一位。老人来吃饺子，她会煮得软些；孩子来吃，她会多放些肉；冬天送外卖，她用棉絮把饭盒包得严严实实，保证送到时还是热的。她还把酒店的库存管理法用在小铺子里，每天晚上盘点食材，根据销量调整第二天的采购量，从来不会浪费一点面粉和肉馅。
“那时候李秀莲还来闹过事。” 沈廷洲想起往事，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她看到你生意好，就去街道办说你‘投机倒把’，还散播谣言说你的饺子馅不新鲜。” 聂红玉点点头，指尖划过账本上“1981年6月，罚款20元”的记录：“我没跟她吵，只是把每天的采购凭证贴在铺子门口，还请街道办的人来检查。结果她自己私吞集体物资的事被捅出来，反倒丢了妇女主任的职位。”
这件事之后，小铺子的生意反而更火了。街坊邻居都知道“聂老板是实在人”，来吃饺子的人排起了长队。聂红玉雇了第一个员工——王寡妇，当年在黄土坡时受过她的恩惠，男人走后独自带着孩子，日子过得艰难。“我给她开三十块一个月，比国营厂的女工还高。” 聂红玉说，“她手脚麻利，又懂人心，后来成了店里的管事，现在还是基地加工区的负责人。”
1983年，小铺子已经容不下越来越多的客人，聂红玉决定租下隔壁的两间房，扩大规模。这时候，钟守刚找上门来，说想“入股”，其实是想占点便宜。“他说给我五百块，要当二老板，还说要是我不答应，就去税务局告我‘偷税漏税’。” 聂红玉想起当年钟守刚破坏养猪场的事，语气坚定，“我直接把他轰出去了，然后主动去税务局登记，交了所有该交的税。汤书记知道后，还特意来铺子看我，说‘守法经营，腰杆才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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