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交给周炳坤，李建国便不再过多操心。果然，不过七八日功夫，周炳坤便再次约见李建国，带来了与街道办签署好的正式租赁合同副本，以及王主任托他转达的“对李援朝同志支持街道工作再次表示感谢”的口信。
合同一式四份，街道办、房管所备案处、周炳坤（代理人）、以及留给“李援朝”的各执一份。李建国那份，自然由他收入空间妥善保管。合同条款基本按照草稿思路，更加严谨规范。租金确定为每年年底由周炳坤代收一次，十二元整。
“王主任那边很顺利，”周炳坤汇报，“听说咱们手续如此正规，且有长期稳定的意向，他很高兴。还暗示，以后街道若有什么需要群众支持的‘先进事迹’材料，或许可以酌情提及李援朝同志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当然，会用化名且模糊处理。” 这无疑是对李建国的一种隐性回报和政治上的些许关照。
李建国点点头，将事先准备好的第一年的代理酬劳和一个装有十二元租金的小信封交给周炳坤。“有劳周先生。以后每年照此办理。若有急事，可通过栾老板找我。”
“李师傅放心。”周炳坤将钱收好，神态郑重，“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此事我会料理妥当，绝不给您添麻烦。”
自此，李建国在四九城的这处重要产业，便以一种极其隐蔽且安全的方式运转起来。他隐于幕后，通过可靠且专业的代理人周炳坤，维持着与街道办的良好关系，定期获得那笔象征性却意义特殊的租金（实际是维持关系的纽带），而无需承担任何管理上的风险与曝光度。
每月从栾老板那里领取的“顾问津贴”是明面上的、合理的收入来源；而隐藏在“李援朝”名下的房产及其带来的潜在政治资本与人脉延伸，则是他深度融入这个时代、构建自我保护网络的暗线。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他除空间物资和备考知识外，又一重坚实而隐秘的根基。
送走周炳坤，李建国回到书桌前，翻开复习资料。窗外的寒意依旧，但他的心中却更加踏实。产业在悄然扩张，根基在稳步加深，而通向未来的知识之路，也正被他一步步扎实地拓宽。这种于无声处布局、借力打力的运作，让他愈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在逐渐掌握在这个复杂时代安身立命、并有所作为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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