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8日，寒露。
清晨六点，李建国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走出南锣鼓巷。车筐里除了书包，今天还多了个不起眼的帆布挎包——这是他特意缝制的，里面分了好几个夹层。路过中院时，贾张氏正端着尿盆出来倒，看见他，撇了撇嘴：“天天起这么早，赶着去灶王爷跟前磕头啊？”
李建国没接话，径直出了院门。他心里清楚，院里这些目光短浅的邻居，永远理解不了他每天早出晚归的意义。
今天第一站不是学校，而是东四牌楼附近的自由市场——老百姓私下叫“黑市”。天刚蒙蒙亮，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摊贩们大多用麻袋或布盖着货物，眼神警惕地打量着每一个过路人。买卖双方交谈时声音压得很低，交易过程快如闪电。
李建国把自行车停在市场外的胡同里，步行进去。他没带任何东西卖，只背那个帆布挎包。
走到一个卖杂货的摊子前，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瘦削男人，大家都叫他“老陈”。
“陈叔，早。”李建国低声打招呼。
老陈抬头看他一眼，认出是熟客，眼神缓和了些：“建国来了？今天要啥？”
“看看有什么票。”李建国蹲下身，装作挑选摊子上的旧搪瓷缸。
老陈左右看了看，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快速打开又合上。李建国眼尖，看到里面花花绿绿的票证：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还有几张工业券。
“怎么收？”李建国问。
“粮票一斤一毛二，布票一尺八分，油票一张两毛。”老陈报出价格，“工业券得看要哪种，自行车券最贵，缝纫机券便宜点。”
李建国心里快速盘算。这个价格比三个月前刚实行票证时涨了一些，但还在低位。很多人还不习惯用票，觉得麻烦，宁可在黑市高价买现成的东西，把票低价卖掉。更有一些人，特别是旧社会过来的遗老遗少，还看不起这些“纸片”，觉得不如真金白银实在。
但他知道，未来二十多年，这些“纸片”将比钱还重要。
“都要了。”李建国从挎包里取出准备好的钱——大部分是零票，最大面值不过五元。这是他刻意为之，大额钞票太扎眼。
交易很快完成。李建国把票证小心地收进挎包夹层，又去了另外两个熟悉的摊子。一个多小时里，他用二十六块钱，换到了近两百斤粮票、三十尺布票、十五斤油票，还有七张不同种类的工业券。
这不是他第一次收购。从去年底票证制度开始试点，到今年全面铺开，他已经陆续收了三个月。方法很讲究：每次收购量不大，分散在不同市场、不同时间；用零钱交易，避免引人注意；收来的票证立即放进空间，不留任何痕迹。
七点半，他离开黑市，骑车赶往四九城大学。路过丰泽园时，栾老板正好在门口送客，看见他，招了招手。
“建国，过来一下。”
李建国停车过去。
栾老板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你上次托我打听的事儿，有眉目了。我认识外贸公司的一个老主顾，他手上有批多余的侨汇券和外汇券，问你要不要。”
李建国心头一跳。侨汇券和外汇券，这可是特殊票证，比普通票证珍贵得多。凭侨汇券能在友谊商店买到进口商品，外汇券更是能直接兑换稀缺物资。
“多少？什么价？”
“侨汇券五十张，外汇券二十张。价格比黑市高三成，但保证安全。”栾老板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建国啊，你这年纪轻轻，怎么对这些票证这么上心？”
李建国早就准备好说辞：“家里穷，妹妹还小，想多攒点票，以后日子好过些。丰泽园工资是还行，但票不够用。”
这个理由很朴实，栾老板信了，拍拍他的肩：“行，我给你牵线。明天下午你来找我。”
“谢谢栾老板！”
上午的课是《机械零件设计》，李建国坐在教室里，脑子却在盘算刚才那笔交易。侨汇券和外汇券，这在未来几年会是硬通货。特别是到了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有外汇券就能买到普通人根本见不到的营养品、药品。
但他必须谨慎。栾老板虽然对他不错，但毕竟是生意人，而且消息灵通。一次性收太多特殊票证，容易引起怀疑。
中午下课后，李建国没去食堂，而是骑车回家。他要在妹妹放学前，把今天收的票证整理好。
家里没人。他闩好门，进入空间。
茅草屋里，他打开一个特制的樟木箱子——这是他用空间里的木材自己做的，防潮防虫。箱子里整整齐齐码放着各种票证，按种类、年份、面值分类。
普通粮票放在左边格子里，按月份捆扎好。1954年1月的、2月的……现在已经收到了10月的。布票在右边格子，同样按月整理。油票、糖票、肉票、豆腐票等副食票放在中间。
最珍贵的票证单独放在小铁盒里：工业券、自行车券、缝纫机票、手表券，还有几张罕见的“特供商品购买证”。这些票有些是他从黑市收的，有些是丰泽园的客人作为小费给的——有些领导来吃饭，结账时不用钱，直接给票，剩下的零头就当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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