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四合院，进入了漫长而沉闷的盛夏。蝉在槐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阳光炙烤着青砖地，空气里浮动着热浪，连院中央那口老水井打上来的水都带着温吞的热气。
但比天气更闷的，是院里某些人心里的那股邪火。
中院，易忠海家，傍晚。
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里没开灯，昏暗而闷热。易忠海独自坐在八仙桌前，面前摆着一盘花生米，一碟咸菜，还有半瓶二锅头。他慢慢地嚼着花生米，眼神空洞地望着墙壁。
墙上的日历已经翻到七月二十五日。距离那场暴雨中的全院大会，过去快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易忠海几乎没怎么在院里露面。早上上班走得早，晚上回来得晚，偶尔在院里碰见邻居，也只是点点头，话少得可怜。他那“一大爷”的架子，仿佛一夜之间垮了，只剩下一个沉默、佝偻的八级钳工背影。
但沉默不代表认输。
他呷了一口酒，辛辣的液体烧灼着喉咙。李建国那张年轻却锐利的脸，还有那句“易师傅，您帮扶了贾家多少？”，像一根刺，日夜扎在他心里。不是因为他被当众揭短而恼羞成怒——虽然他确实恼羞成怒——更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经营多年的“公正”“权威”形象，在那个年轻人摆出的铁一般的事实和道理面前，脆弱得像个笑话。
“道理……”易忠海喃喃自语，声音沙哑。
李建国占住了所有的理。工资合法，票据齐全，街道表扬，学校支持，照顾烈士遗孤，靠双手吃饭……每一条，都站在这个时代最“正确”、最无可指摘的位置上。他想找茬，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硬碰硬是不行了。那小子太硬，而且背后的“势”太清楚——街道办那面红旗，谁碰谁倒霉。
但让他就这么认了？让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子在院里彻底立起来，压过他这个八级工、老资历的一大爷？
易忠海眼神阴郁下来。他夹起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嚼碎。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明的不能，就来暗的。
他在等。等一个机会，等李建国犯错，或者……等时势变化。1955年了，风声一阵紧过一阵，他就不信，李建国一个学生兼厨子，真能永远滴水不漏。那些票据，那些收入，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总有缝隙。
前院，闫富贵家，晚饭时分。
晚饭很简单：棒子面窝头，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一碟拌了盐的萝卜丝。闫富贵吃得心不在焉，眼镜后的眼睛时不时瞟向窗外。
“看什么呢？”妻子问。
“没……没什么。”闫富贵收回目光，低头喝粥。
他在看后院的方向。李建国今天好像回来得早，刚才听见自行车进院的声音。现在后院隐隐传来炒菜的香气——又是肉香。闫富贵咽了口唾沫，不是馋的，是憋的。
这一个月，他在院里几乎成了透明人。上课、回家，两点一线。见到李建国，远远就绕开。见到邻居，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他知道，上次大会之后，院里不少人看他眼神都变了——以前是“闫老师”，现在呢？是“那个造谣的三大爷”。
他肠子都悔青了。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跟着易忠海去算计李建国？现在好了，工作差点受影响——上周校长找他谈话，旁敲侧击地问起“院里邻里关系”，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他咬死说是“误会”，加上多年教学没出过错，恐怕真要惹上麻烦。
“老闫，”妻子小声说，“后院李家……咱们是不是该去道个歉？缓和缓和？”
“道歉？”闫富贵像被烫到一样，“道什么歉？凭什么道歉？”
话说得硬，心里却虚。他知道妻子说得对，可拉不下这张脸。一个老师，去给一个学生道歉？而且那个学生手里还捏着他的把柄——污蔑烈士子女，这帽子真要扣实了，他这辈子就完了。
所以他只能躲，只能忍。但他心里那点文人的酸气和算计，并没熄灭，反而在压抑中发酵。他偷偷观察着，记录着——李建国什么时候回来，买了什么东西，和谁来往……他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说不清为什么记，也许只是一种习惯，也许……是在等待某个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时机”。
后院西厢房，刘海中家。
刘海中正对着一面小镜子，努力把油腻的头发梳成“干部头”。镜子里的脸肥肉横生，眼睛因为睡眠不足而浮肿。
“行了，别照了，再照也照不出花来。”他媳妇在一边纳鞋底，没好气地说。
“你懂什么！”刘海中把梳子一摔，“人靠衣裳马靠鞍！形象！形象很重要！”
他说得很大声，像是在给自己打气。可底气明显不足。
这一个月，他过得比易忠海和闫富贵更憋屈。他好面子，最爱摆“官威”，可上次大会，他成了最滑稽的那个——跳得最高，摔得最惨。现在走在院里，那些年轻住户看他的眼神，让他浑身不自在。连他儿子刘光天、刘光福，都在学校听说了“你爸让李建国怼得说不出话”的传闻，回家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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