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夏末，南锣鼓巷九十五号院似乎比往年安静了许多。
中院正房，易忠海家那扇曾经总是敞开的堂屋门，如今多数时候紧闭着。门槛下的青石被磨得光滑凹陷，却少了往日的频繁踩踏。偶尔开门，出来的也只是一大妈，挎着菜篮子，低着头快步走过院子，不和任何人眼神接触。
易忠海自己，成了院里一道移动的影子。
每天天不亮，他就推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出门。身上不再是标志性的八级工藏蓝卡其布工装，而是一件洗得发白、肘部打着补丁的旧褂子。他要去轧钢厂三车间，不是以前那个有独立工作台、徒弟环绕的八级工区域，而是在车间最角落、噪音最大、油污最重的一台老式轧机旁——那是他现在的工作岗位。
四级工的身份，八级工的活。这不是厂里明文的规定，却是车间心照不宣的“安排”。没人明说，但领料时给他的都是最难加工的毛坯，派工时都是精度要求最高、工时最紧的任务。完不成？扣工资。出废品？写检查。曾经的易师傅，如今是车间主任嘴里常挂着的反面典型：“看看人家李建国科长设计的轧机，再看看有些人干的活！”
易忠海从不辩解，只是埋头。他的手艺还在，三十年的功底不是假的。那些高精度零件，他也能做出来，只是比以前慢，比以前累。五十多岁的年纪，腰腿早就不比当年，一天站下来，回家时背都是佝偻的。
更磨人的是目光。以前在车间，走到哪里都是“易师傅”的尊敬称呼，现在，是背后指指点点的窃窃私语和毫不掩饰的鄙夷眼神。年轻工人们不再向他请教，甚至他主动指点，对方也只是敷衍地“嗯嗯”两声，转身就走。他知道，自己身上“诬告陷害技术标兵”的标签，这辈子怕是洗不掉了。
下班回到家，是另一种煎熬。
院里的人见了他，要么假装没看见，要么就是皮笑肉不笑地点个头，赶紧走开。只有傻柱，偶尔碰见了还会喊一声“易大爷”，但也就仅此而已。易忠海能感觉到，自己在院里经营了半辈子的“一大爷”权威，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的院里，虽然没了管事大爷的名头，但隐隐以闫富贵为首——因为他儿子闫解成在李建国帮助下，终于进了轧钢厂后勤处当临时工。
夜里，易忠海常常失眠。他躺在炕上，听着老伴压抑的叹息，盯着黑漆漆的房梁。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过这些年的事：李建国父亲刚牺牲时，自己那点隐秘的算计；全院大会上李建国犀利的眼神；技术革新时自己的处处阻挠；最后那次愚蠢的诬告……
一步错，步步错。他以为自己是棋手，最终却成了弃子。
中秋节的晚上，院里家家户户飘出炖肉的香味。易忠海家冷冷清清，一大妈只炒了个白菜，蒸了几个二合面馒头。正吃着，前院传来孩子们的笑闹声，是张大娘家的孙子孙女在分月饼——据说是岚韵从新家送回来的，稻香村的翻毛月饼，每个孩子半个。
那笑声像针一样扎在易忠海心上。他放下筷子，走到院子里。月光很亮，照得青砖地一片惨白。他抬头看向后院东厢房，那里黑着灯，窗台上以前岚韵种的那盆茉莉花，早就枯死了。
那里曾经住着他可以轻易拿捏的孤儿兄妹，现在，一个成了轧钢厂最年轻的技术科长，住着单元楼；一个上了最好的中学，前程似锦。而自己，还守着这三间渐渐破败的老屋，守着“四级工”的尴尬身份，守着全院人的疏远与鄙夷。
一阵秋风吹过，易忠海打了个寒颤。他忽然清晰地意识到，属于他的时代，彻底过去了。不是慢慢地过去，是轰然倒塌，碎得连一点值得怀念的余地都没有。
他转身回屋，背影在月光下拖得很长，像一个被抽走了脊梁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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