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四九城，本该是柳芽初绽、迎春吐蕊的时节。可1959年的春天，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绷感。
李建国骑车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了变化。
胡同口那家原本清早就会排起长队的早点铺子，如今门口冷清了许多。油条的香味淡了，豆浆的供应量也减了半。铺子老板老赵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眉头皱成了疙瘩，看见李建国骑车路过，也只是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赵叔，今儿怎么没炸油条？”李建国停下自行车问。
“没面了。”老赵吐出一口烟，声音沙哑，“粮站这个月配给的面粉，比上个月又少了三成。豆子也难买，黑市上倒是有，可那价格……唉。”
李建国沉默地点点头，从怀里摸出两个还温热的窝头——这是林婉清早上特意给他带的，用玉米面掺着白面做的，比纯棒子面窝头要香甜得多。他递了一个给老赵：“赵叔，垫垫肚子。”
老赵愣了一下，接过来咬了一口，眼圈有点红：“李工，还是你仁义……这年头，粮食金贵啊。”
“都会过去的。”李建国安慰了一句，蹬车离开。
心里却沉甸甸的。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察觉到物资紧张的迹象了。
春节刚过，市面上许多副食品的供应就开始捉襟见肘。猪肉从每人每月半斤减到了三两，鸡蛋要凭特殊供应证才能买到，连最普通的大白菜，菜站里都要早早排队才能抢到新鲜些的。
到了轧钢厂，这种紧张感更加明显。
技术科的办公室里，几个年轻技术员正在低声议论：
“听说了吗？食堂昨天晚上的菜，清汤寡水，连点油星都看不见。”
“何止啊，我媳妇在纺织厂，她们食堂现在一顿饭就一个窝头一碗菜汤，干重活的工人根本吃不饱。”
“我家那片粮店，这个月的粗粮配给都拖了三天了，说是调拨的车皮没到……”
李建国没有参与讨论，只是默默地打开抽屉，拿出自己的工作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记录着一组数据：
【1959.2.28：黑市玉米面价格0.18元/斤（官价0.09）】
【1959.3.5：黑市猪肉1.8元/斤（官价0.78）】
【1959.3.10：食堂午餐标准：窝头由二两减至一两半，菜汤无油】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普通人日子越来越艰难的现实。
上午十点，食堂主任老郑敲响了技术科的门。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党员，平时总是笑呵呵的，此刻却愁容满面。
“李工，王主任在吗？有事要汇报。”老郑的声音有些发干。
王主任正好从里间出来：“老郑？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主任，我是真没办法了。”老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摘下帽子抹了把额头的汗，“这个月的采购指标，到现在才完成了六成。肉联厂那边说没货，蔬菜公司的车三天没来了，连豆油都限量供应。再这么下去，食堂……食堂真要开不下去了。”
办公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知道食堂的重要性。轧钢厂三千多工人，三班倒干活，重体力劳动，吃不饱饭是要出大事的。
“具体缺多少？”李建国开口问道。
老郑看了他一眼，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按最低标准算，这个月还缺猪肉八百斤、鸡蛋三百斤、蔬菜至少五千斤、豆油两百斤……这还不算主食。粮站配给的口粮，细粮比例已经降到三成了，剩下全是棒子面、高粱米。”
王主任的脸色也凝重起来：“跟上级反映了吗？”
“反映了，没用。”老郑苦笑，“食品公司的经理跟我说，现在全国都这样，优先保城市居民的基本口粮，厂矿企业的副食供应……得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一个年轻技术员忍不住说，“上哪想办法去？总不能让我们技术科的去种菜养猪吧？”
这话带着怨气，却也道出了实情。
李建国心里清楚，这才只是开始。根据前世的记忆，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困难程度会逐步加剧。现在还是春天，等到夏粮歉收的消息传开，情况只会更糟。
“老郑，你先回去。”王主任揉了揉太阳穴，“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从兄弟单位调剂一些。李工，你留一下。”
其他人陆续离开，办公室里只剩下王主任和李建国。
“建国，你脑子活，有没有什么法子？”王主任压低声音，“不瞒你说，昨天厂长办公会上，几位领导都为这事发愁。工人要是吃不饱饭，轻则影响生产，重则……要出乱子的。”
李建国没有立刻回答。
他当然有办法。空间里堆积如山的粮食和肉食，别说一个轧钢厂，就是供应半个四九城都够。但怎么拿出来？以什么名义拿出来？这是个需要仔细权衡的问题。
直接捐赠？太显眼，会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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