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1章：深水港的雄心
一、与英国人的下午茶
9月初，香江文华东方酒店咖啡厅。李建国见到了和记黄埔的董事总经理韦理——一个头发银白、穿着考究的英伦老派绅士。
“李先生，坦白说，我对这次会面很好奇。”韦理搅拌着红茶，标准的牛津腔，“盐田港项目，你们已经赢了。现在来找我这个‘输家’，是为了示威吗？”
“韦理先生，中国有句古话：独木不成林。”李建国用流利的英语回应，“香江的繁荣从来不是靠垄断，而是靠共赢。1970年代葵涌码头刚建时，所有人都说会抢了尖沙咀码头的生意。结果呢？香江成了世界第一集装箱港。”
韦理抬了抬眉毛：“你的意思是，盐田港不会抢葵涌的货量？”
“短期看，会有分流。但长期看——”李建国摊开一份地图，“珠三角的制造业正在爆发。去年广东外贸出口增长42%，今年预计更高。这些货，单靠葵涌码头已经吃不下。盐田港不是抢存量，是做增量。”
他指向珠江口：“我的设想是建立‘粤港澳组合港’。葵涌码头做国际中转、高端物流；盐田港做腹地货源、大宗货品；再加上广州港、珠海港做配套。四个港口形成梯队，整个珠三角的物流成本能下降15%，竞争力提升，货量会翻倍。”
韦理放下茶杯，第一次露出认真的表情：“很诱人的蓝图。但具体怎么操作？”
“信息互通，业务协同。”李建国递过一份合作草案，“比如：盐田港和葵涌码头共享船期数据，货主可以自由选择靠泊港口；建立统一的电子报关系统，货物在两个港口间转运只需一次查验；甚至……我们可以共同投资造船，开通两港之间的穿梭驳船，实现‘一体化运营’。”
“听起来，你想让我帮你培训竞争对手？”
“不，是共同开拓市场。”李建国直视韦理，“韦理先生，1997年就在眼前。香江回归后，和记黄埔这样的英资企业，需要新的定位。与其守着一亩三分地，不如主动融入内地发展。盐田港项目，可以成为你们的桥梁。”
这番话，戳中了韦理最深的忧虑。他沉默良久，终于说：“我需要看到更详细的方案。另外……你们真的能做到技术共享？”
“下个月，盐田港自动化系统招标，欢迎和记黄埔参与竞标。”李建国微笑，“公平竞争，价高者得——但同等条件下，我会优先选择香江伙伴。”
这场下午茶喝了两个钟头。结束时，韦理主动伸出手：“李先生，你和我想象中的中国商人不一样。”
“因为我不是纯粹的商人。”李建国与他握手，“我是建设者。”
二、工地的“黄埔军校”
九月，盐田港工地多了一支特殊队伍——五十名从全国各大港口选调的青年技术骨干。他们将在盐田港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由香江派驻的工程师亲自带教。
开班仪式上，李建国对学员们说：“你们来这里，不是学生，是种子。一年后，你们要把盐田港的经验带回去，让大连港、天津港、上海港都能用上世界一流的管理技术。”
培训是实打实的。白天跟着香江师傅上工地，晚上在临时板房里学理论。教材是李建国亲自组织翻译的——英文原版《港口自动化管理》、《集装箱码头作业优化》、《港口危险品应急预案》，都是国际最新成果。
有个从青岛港来的小伙子问：“李董，这些技术，国外不保密吗？”
“用市场换技术。”李建国回答得直白，“我们买设备、买系统，就要他们教我们怎么用、怎么维护。一点一点学，一代一代赶。”
他指着正在安装的岸边起重机：“那台桥吊，我们从德国买，但合同里写明了，德方要培训我们的操作员、维修工，还要提供全套图纸。三年后，我们自己要能造出差不多的东西。”
这种“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思路，贯穿盐田港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到1990年底，盐田港项目已经形成了四百多人的技术团队，其中一半是内地员工。
更深远的影响在悄悄发生：交通部派人来调研后，决定以盐田港为模板，修订《港口工程建设标准》。中国港口的设计规范，因为这一个项目，开始与国际接轨。
三、四合院的回响
十月的北京，秋意已深。95号院的原址上，二环路的地基正在开挖。老街坊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但偶尔还会聚聚。
这次聚会选在何雨水的新家——教育局分的两居室，在朝阳区。来的人有阎埠贵一家、傻柱，还有几位老邻居。
“早知道了。”阎埠贵抿口酒，“我儿子在深圳，说那个港口大得吓人，起重机有三十层楼高。”
傻柱端出一盘红烧肉：“要我说，建国这小子……不，李董，真是干大事的人。咱们院里出去的，光宗耀祖。”
何雨水在厨房洗水果，听着客厅的议论。她想起上个月去交通部开会，看到的一份内部简报：《盐田港模式对我国港口体制改革的启示》。里面多次提到“香江投资者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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