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8章：中央研究院的诞生
1998年6月6日，深圳福田，建国中央研究院奠基仪式。
时值盛夏，工地上彩旗飘扬。来自国家部委、广东省、深圳市的领导，中科院、清华北大的院士教授，以及硅谷、欧洲、日本的技术专家，数百人聚集在此。主席台背景板上，“建国中央研究院全球总部”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李建国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站在话筒前：“各位，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只是为一座建筑奠基，更是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未来奠基。”
掌声如雷。
“中央研究院的定位，是建国集团的‘技术大脑’和‘创新引擎’。”他继续宣布，“它由三大部分组成：深圳全球总部，硅谷分院，班加罗尔分院。三地研发，24小时不间断。”
大屏幕上出现研究院的架构图：
深圳总部——聚焦通信标准（3G/4G）、智能终端整机设计、新能源系统集成。规划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首批招聘2000名工程师。
硅谷分院——聚焦芯片设计、移动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算法。位于帕罗奥图，与斯坦福、伯克利深度合作，由娄晓娥和陈景明共同负责。
班加罗尔分院——聚焦软件工程、云计算架构、全球化测试。利用印度软件人才优势，承担基础代码开发。
“未来三年，我们将向研究院投入100亿人民币。”李建国宣布，“这100亿怎么花？我公布一个数字：70%用于人才，20%用于设备，10%用于日常运营。在研究院，最宝贵的不是大楼，不是机器，是坐在电脑前的人。”
台下，年轻的工程师们眼睛发亮。
奠基仪式后是媒体专访。BBC记者尖锐提问：“李先生，华为也在大力投入研发，中兴、大唐电信都在布局通信领域。建国集团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在于整合。”李建国从容回答，“华为是通信专家，但我们除了通信，还有终端、有芯片、有新能源。未来，这些技术会相互赋能。比如，我们的3G基站可以优化手机信号，我们的手机可以测试基站性能，我们的新能源技术可以为基站供电。这是一个生态。”
《华尔街日报》记者问：“巨额研发投入会影响集团股价，您是否担心华尔街的看法？”
“华尔街看季度报表，我看十年后的中国。”李建国笑了，“1990年我们投资互联网时，股价跌了30%，但三年后涨了300%。这次也一样。真正的投资者，应该和我们一起种树，而不是只想摘花。”
当晚，李建国在研究院临时办公室召见了三大领域的负责人。
通信负责人是四十五岁的张振华，原贝尔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三个月前被挖回来。“李董，3G标准制定小组已经组建完毕。我们分析过，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各有优劣，我们建议走第三条路——TD-SCDMA。”
“有把握吗？”
“有。”张振华打开PPT，“TD是时分双工，频谱利用率高，适合中国用户密集的特点。而且，如果我们能主导这个标准，未来在国际上就有话语权。”
“需要什么支持？”
“三件事：第一，尽快申请成为国家重大专项；第二，与大唐电信、中兴合作，形成产业联盟；第三，在北上广深建设试验网，实测数据是最好的说服工具。”
“批了。”李建国当场拍板，“明天你就去京都，我让周董（周卫国）陪你，他在部委有熟人。”
智能终端负责人更年轻，三十八岁的刘峰，原摩托罗拉中国研发中心总监。“李董，‘星辰计划’原型机设计方案出来了。”他展示着图纸，“但我们遇到两个难题：第一，触摸屏的精度和灵敏度达不到要求；第二，自主操作系统‘麒麟’的开发进度滞后。”
“触摸屏找日本供应商了吗？”
“找了，夏普和索尼都有类似技术，但要么不卖，要么天价。”
“那就自己研发。”李建国决断，“我在硅谷投资了一家叫‘FingerWorks’的小公司，他们有多点触控专利。让晓娥去谈收购，价格可以高，但技术必须拿回来。”
“至于操作系统，”他沉吟，“这样，把‘麒麟’团队拆成两部分：一部分继续研发完整系统，另一部分基于开源Android做深度定制。两条腿走路。”
新能源负责人是位女科学家，五十二岁的赵雅琴，中科院院士。“李董，光伏团队有重大进展——我们研发的新型多晶硅制备工艺，成本比现有方法降低30%。”
“好！”李建国振奋，“锂电池呢？”
“磷酸铁锂路线安全性好，但能量密度低；三元材料能量密度高，但有安全隐患。我们倾向于两条路线都做，但需要更多电化学专家。”
“去挖。”李建国毫不犹豫，“日本、韩国、美国，哪里有专家就去哪里请。待遇上不封顶，但合同里要有技术转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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