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与“告天下万民书”自京师发出，如同两块投入业已浑浊池塘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远比预想的更加复杂。
在广大的乡村与市井，饱受天灾异象、生计艰难之苦的寻常百姓，听闻皇帝陛下自承其过，言辞恳切，又将矛头直指那“侵我华夏、亡我种族”的“异域邪魔”，许多人心中那份因苛捐杂税与朝不保夕而生的怨怼，竟真的转化为了同仇敌忾的悲愤与一丝渺茫的希望。“陛下都认错了，还与咱们共渡难关，咱们还有啥说的？”“那些妖魔鬼怪才是真祸害！陛下建那‘定盘星’也是为了对付它们！”类似的言论在民间底层悄然流传，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自发组织劳军、捐献零星物资的景象。朱瞻基以退为进、捆绑外敌的策略，在凝聚最广泛民心这一点上，初见成效。
然而，在东南膏腴之地、士绅商贾云集之所，反应却截然不同。皇帝的“罪己”，在某些人眼中非但不是安抚，反而成了心虚与无能的佐证，成了他们抗拒“保国捐”、质疑朝廷政策的由头。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若非穷兵黩武，远涉重洋，岂会招来如此天谴？”
“那‘定盘星’耗费无数，劳民伤财，如今引来邪魔报复，反要我等倾家荡产为其弥补？天下哪有这般道理！”
“所谓‘异域邪魔’，焉知不是朝廷为掩盖失德、横征暴敛而编造的托词？”
流言蜚语在茶楼酒肆、深宅大院中发酵，一些原本只是抗拒捐输的士绅，在别有用心者（或是自身利益受损过大，或是本就对朝廷不满）的串联煽动下，开始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他们或暗中资助地方宵小，散播“信标引灾”、“金乌乃不祥之兆”的谣言；或鼓动、裹挟部分不明真相的佃户、工匠，以“祈雨”、“禳灾”为名，聚集冲击县衙、税所，阻挠物资转运。苏松等地，甚至出现了小股“民变”，虽未酿成大规模武装叛乱，却已严重干扰了地方秩序与物资调配，更在舆论上对朝廷形成了巨大压力。
杨士奇坐镇中枢，焦头烂额。他一面调派得力干员与部分京营精锐，前往闹事最剧之处弹压首恶、恢复秩序，一面又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激化矛盾，导致真正的内乱。他连续数道密奏发往南阳，字里行间充满了忧虑：“……陛下，东南乃财赋根本，亦为‘保国捐’重中之重。今民心可用而士绅难驯，若处置过激，恐伤国本；若一味怀柔，则捐输难继，信标危矣！此两难之局，非雷霆手段或寻常抚慰可解，需有……非常之策，或……非常之人。”
朱瞻基在南阳地宫看到这份奏报时，刚刚结束又一次与“金乌之心”的深度共鸣调息，脸色依旧苍白。他明白杨士奇的言外之意——东南士绅盘根错节，利益交织，寻常官吏难以震慑，需要一位既有足够威望、又熟悉当地情势、且手段果决之人前去坐镇。
他脑海中闪过几个名字，最终，一个身影逐渐清晰。
“拟旨。”朱瞻基对随侍的文书官道，“擢升戚继光，为‘总督东南军务、兼理苏松常镇等处巡按御史’，赐尚方剑，准其便宜行事！令其即刻分兵一部，交由副将统领，继续严守登州，监控‘磷光潮’。其本人则率本部最精锐之‘戚家军’旧部，星夜兼程，南下苏松，总揽东南防务，并……协助杨阁老，推行‘保国捐’，肃清地方，但有阻挠抗命、煽动民变、传播谣言者，无论出身，先斩后奏！”
戚继光！这位刚刚经历过瀛洲惨败、却在登州防务中展现出不屈韧性的名将，既有赫赫军功威望，又出身东南（戚继光祖籍安徽定远，但其军事生涯与东南抗倭密不可分，在东南素有威名），更以治军严明、手腕强硬着称。让他去处理东南乱局，再合适不过。这也意味着，大明对抗外部威胁的战线，与整顿内部秩序的行动，开始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然而，外部的威胁，并未给大明丝毫喘息之机去理顺内部。几乎就在朱瞻基调戚继光南下的旨意发出的同时，地宫中“万象之眸”的星辉骤然剧烈波动！代表南洋白骨塔的那个“多刺海胆”形态光点，其脉动频率与强度陡然飙升，同时，一股清晰无比的、充满狂暴恶意的“规则锁定”感，如同冰冷的毒蛇，隔着遥远的空间，隐隐缠绕上了南阳地宫所在的方位！
“不好！”艾尔长老失声惊呼，“那妖塔……它完成了某种‘进化’或‘适应’！它在主动‘感知’并‘标记’我们信标的位置！它在……准备反击！”
仿佛是为了印证艾尔的话，李定国从南洋发来的、标注着“十万火急”的军报，几乎与地宫的警报同时抵达！
“陛下！星洲妖塔异变完成！其塔身‘肉质层’完全覆盖，万千小型‘眼点’已能协同发射精神冲击波，范围覆盖百里！更可怖者，其延伸出的数百骨鞭触手，末端竟能裂开，喷射出速度极快、带有强烈腐蚀与精神污染特性的骨刺！我方三艘外围监视战船遭突袭，不及反应，瞬间被骨刺贯穿、腐蚀解体，船员无一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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