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来自河北某些藩镇的私下传话，态度暧昧。有的表示“谨遵朝命”，但暗示辖区兵力不足，粮饷短缺，难以承担北上讨伐之任；有的则对“招抚反贼，位至节钺”表示出微妙的不满与警惕，言语间不乏“朝廷赏罚不明，恐寒将士之心”的抱怨。
这些来自不同方向、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通过各种渠道，汇聚到长安的决策核心，让本就不明朗的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主剿派和主抚派的争论，也从朝堂之上，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官僚网络和地方势力之中。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剿抚之议”中，兵部侍郎卢携的态度颇为引人注目。他出身范阳卢氏，属山东高门，与郑畋有旧，但私下又与田令孜有所往来。在公开场合，他言辞谨慎，多附和田令孜“权宜招抚”之论，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王仙芝。但据亲近者透露，卢携曾在家中与门客私议时感叹：“黄巢，人杰也。惜乎不为朝廷所用，反成巨患。招抚恐难成，即便成，亦非朝廷之福。然今之势，如履薄冰，一步踏错，社稷倾危。唯有两害相权取其轻耳。” 这种矛盾而务实的态度，在朝中中层官员里颇有市场。
真正让朝堂争议发生微妙转折的，是五天后送达的一份紧急军报。并非来自曹州前线，而是来自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奏报称，其巡边兵马在荆襄北部边缘，与一股“流贼”遭遇，激战一场，互有伤亡。俘获的贼人口供杂乱，但有人提及，他们原是王仙芝部属，因不满分配或与头领不和，脱离大队北走，本想投曹州黄巢，但因路途遥远、唐军封锁，滞留于山南、淮南交界处山林为寇。
这份军报本身并非大事，李福也只是例行汇报边境冲突。但奏报中“欲投曹州黄巢”这几个字，却像针一样刺进了长安诸公的神经。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黄巢的“名气”和“吸引力”，已经超越了曹濮一带，开始向更远的战区扩散！王仙芝的溃兵散卒，在走投无路或心生异志时，竟然将黄巢的根据地视为潜在的投奔目标！这比黄巢占据一两座城池本身，更加令人不安。
郑畋得知后，连夜求见皇帝（虽被田令孜以“陛下已安寝”为由挡回），次日一早便再次于朝会上慷慨陈词：“陛下！李福军报，可见贼心所向！黄巢不除，必成四方亡命之徒之渊薮！今日溃卒欲投之，明日便可能有更多失意之徒、悍勇之辈趋之若鹜！其势将如滚雪球般壮大！届时，纵以节度使相饵，彼又岂会满足？朝廷威仪尽丧，反成笑柄！臣恳请陛下，速断招抚之念，敕令宋威、崔安潜，至少抽调得力之军，北上威慑曹州，即便不即刻攻城，也须压其气焰，阻其扩张，绝其外援！此乃遏制祸源之上策！”
这一次，连一些原本态度摇摆的官员，也露出了深思和忧虑之色。田令孜虽然再次以“大局为重”、“勿中贼人离间之计”为由反驳，但语气已不如先前坚决。他意识到，黄巢的潜在威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单纯“招抚”的借口，已有些难以服众。
最终，在田令孜的操纵下，朝议达成了一个混合的、充满矛盾的决定：招抚使者按原计划派出，但给予的谈判条件更加苛刻，明确要求黄巢必须先行解散部分军队、交出曹州城防、接受朝廷指派的监军，方可“量授官职”（节度使的许诺被含糊化，改为“察其表现，另行封赏”）。同时，密令宋威、崔安潜，加强曹州周边关隘的巡逻和封锁，并允许他们“酌情”派出小股精锐，对曹州外围进行袭扰和侦察，“以观其变，慑其胆”。
这与其说是决策，不如说是将剿抚两种截然相反的策略，生硬地嫁接在一起，暴露了唐廷在内外交困下的首鼠两端和力量不足。
当那名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使者——一位姓吴名庸、年约四十、出身吏员、以口才便捷、善于察言观色着称的礼部郎中——怀揣着这份充满算计和矛盾的诏书与密令，在一队神策军骑兵的护送下，离开长安，向东而行时，他的心情恐怕也是复杂万分。
他知道自己此行，犹如火中取栗。成功招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他了解到的黄巢行事风格判断），更大的可能是受辱、被拒，甚至……有性命之忧。但他别无选择，这是田令孜“赏识”给他的“机会”，也是将他从礼部闲职中推上前线的“重任”。
他更知道，自己怀里的诏书和背后的密令，本身就代表着朝廷的摇摆与虚弱。此去曹州，与其说是招抚，不如说是一次危险的试探，一次为后续决策（无论是剿是抚）搜集情报的侦察。
而此时的曹州，对来自长安的这场风波与即将到来的使者，尚一无所知。黄巢和他的同伴们，正全身心沉浸在工坊扩建的火热、新规推行的反馈、以及应对可能来自任何方向的军事威胁的准备中。
“剿抚之议”的波澜，正从帝国的中心，缓缓推向东方那座正在孕育着新秩序的城池。当这波代表着旧世界最后一丝傲慢与虚弱的涟漪，撞上曹州那堵日益坚固、充满生机的堤岸时，将会激起怎样的浪花？
吴庸骑在马上，望着东方天际渐沉的落日，心中没有丝毫使命在身的豪情，只有沉甸甸的忐忑与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的，不仅仅是一座城池，更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与身后那个摇摇欲坠的帝国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的雏形。
而他，以及他背后那个帝国，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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