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迢的脸色更加难看。他深知杨复恭所言非虚。他坐镇岭南，最大的政绩和护身符，就是保证这“钱袋子”的充盈和稳定。打仗，赢了未必有多大功劳（剿灭流寇而已），输了或者导致贸易受损，那就是塌天大祸！可若是投降……那更是死路一条，身败名裂。
他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打，风险巨大，可能赔上政治生命甚至实际生命；降，更是死路。而城内各方势力，基于自身利益，态度暧昧分化：军队主战（至少刘琨这样的将领主战，但底层士兵未必），文官和豪商倾向保守（最好贼人自己退兵），宦官系统则最担心影响市舶收入和自己捞钱的渠道。
崔璆见火候差不多了，再次开口：“节帅，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缓兵之计’？”
“哦？如何缓兵？” 李迢如同抓住救命稻草。
“贼人要我们开城门，献降表，缚送首恶。这三条，自然不能答应。但我们可以派出使者，与贼人谈判，假意周旋，拖延时间。比如，可以提出需要时间‘商议’、‘请示朝廷’，或者要求贼人后退三十里以示诚意，甚至可以……许以钱粮，令其退兵？” 崔璆压低声音，“广州富庶，拿出些钱财粮秣，买一时平安，也并非不可。只要稳住贼人，我们便可趁机加固城防，向周边州县甚至朝廷求援。待援军一到，内外夹击，贼人必溃。届时，些许损耗的钱粮，从贼赃和后续加征中，不难弥补。”
这是典型的官僚思维：用钱解决问题，拖延时间，等待转机。既能避免 immediate 的危险，又能保住钱袋子和自己的权位。
李迢眼神闪烁，显然意动。豪商和蕃商代表们也微微点头，如果能花钱消灾，避免战火，他们愿意出点血。杨复恭盘算着如何在谈判和“犒军”中再捞一笔。只有刘琨依旧不满，但见众人倾向如此，也只能愤愤不语。
“可是，”李迢仍有疑虑，“贼人若不应，或识破此计，又当如何？且派谁为使？”
崔璆道：“贼人远来，粮草不继，未必不想捞些实惠。至于使者……下官愿往。” 他看了一眼杨复恭，“或请杨监军同往，以示郑重，也可探听贼人虚实。”
杨复恭心里骂了一句，面上却堆起假笑：“崔书记忠心可嘉，奴婢愿附骥尾。”
一个拖延、试探、或许还带着一丝侥幸“招安”或“收买”企图的决策，在利益权衡与恐惧的驱使下，迅速成形。广州的统治者们，在帝国钱袋子的重量和自己身家性命的考量下，选择了最符合他们阶层本能的做法——谈判，花钱，拖。
命令迅速下达：紧闭城门，加强戒备，但暂停一切可能刺激城外敌军的行动。同时，以李迢名义，起草一份“恳切”的文书，表示愿意“体恤生灵”，愿与“贵军”商议“罢兵安民之策”，邀请对方派代表至城下会谈，或约定地点详谈。
使者很快派出了。一队打着白旗、身着文官服饰的人马，战战兢兢地出了北门，向着林风大军列阵的方向走去。
而城外的林风，远远望见广州城头并未升起降旗，反而派出了打着白旗的使者，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意料之中的笑意。
“果然……还是舍不得他们的钱袋子，想玩缓兵之计。” 他心中了然。这些官老爷的反应，并未超出他的预判。
他看了一眼天色，距离最后通牒的时限，还有不到十个时辰。
“告诉使者，想要谈，可以。但必须李迢或刘琨亲自出城，至我军前营谈判。其他人，免谈。” 林风对传令兵道，语气不容置疑，“同时，传令各营，加强戒备，攻城器械，做最后检查！”
谈判，可以是真，也可以是烟雾。但无论如何，进攻的准备，一刻也不能放松。广州这个“帝国的钱袋子”，他林风，是抢定了！区别只在于，是让对方心甘情愿（或被迫）打开，还是用自己的刀，强行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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