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轧钢厂的保卫科值班室很快就挤满了人。
钱科长和赵干事被铐在墙角的暖气片上，两人脸色煞白，低着头不敢看人。
桌上摊着那些伪造的单据，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刺眼的白。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值班的副厂长老孙披着衣服匆匆赶来，一看这阵仗，额头冒汗，“易科长，我们厂这是……又出事了？”
“孙厂长，”易瑞东指着桌上那堆材料，“你们供销科的钱守义，和厂办的赵干事，夜里潜入杨书记办公室，盗窃、销毁证据，涉嫌与前些天的案子有关联，现在是人赃俱获。”
“这、这……”老孙擦着汗，看向钱守义，“老钱，你糊涂啊！”
钱守义嘴唇哆嗦，却说不出话。
这时，保卫科科长老郑也赶到了。
老郑是个转业军人，腰板挺的笔直，一进门就了解情况，听完孙副厂长介绍的情况后，他皱起眉头：“易科长，这案子……您看是不是交给我们厂保卫科先审？毕竟是我们厂内部的事，有些情况我们更适合去了解。”
易瑞东听出这话里的意思——他们是想内部消化。
“郑科长，”他语气平静，“盗窃、销毁证据，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违规违纪问题，这是刑事犯罪。而且涉及之前的盗卖钢材案，我认为必须并案处理。”
说着，他看了看孙副厂长和老郑，严肃说道：“而且，我已经通知了我们公安局的值班人员，他们估计一会儿就到了。”
老郑和孙副厂长听到易瑞东已经通知公安局了，他们的脸色变得煞白。前一段时间的案子好不容易才结束，现在又来，红星轧钢厂可真是多事之秋啊！
“是是是，您说得对。”老郑搓着手，赔笑道，“可这不……涉及厂领导声誉嘛。杨书记新上任，要是又曝出这种事，影响多不好。您看，能不能让我们内部先处理，该怎么处分怎么处分，该移交再移交？”
易瑞东看着他，又看看老孙。两人眼神闪烁，显然都想捂盖子。
“郑科长，孙厂长，”他缓缓道，“我理解你们的顾虑。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今天我不在，这些证据就没了。没了证据，案子就断了线，真正的蛀虫就还能逍遥法外。到时候，丢的就不只是厂领导的面子，而是国家的财产，工人的血汗！”
他拿起一张伪造的验收单：“这上面盖着厂里的公章，签着周振国的字。如果这单子流出去，货提走了，损失谁来承担？是你们，还是工人？”
老郑和老孙不说话了，脸色难看。
正在僵持，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杨伟民推门进来，头发还有些乱，显然是从家里匆匆赶来的。
“瑞东！”他喘着气，“我刚接到电话……这、这是……”
“杨书记，您来得正好。”易瑞东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人赃俱获，证据确凿。我的意见是，连夜突审，深挖余罪。”
杨伟民看着那堆单据，又看看缩在墙角的钱、赵二人，脸色铁青。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瑞东啊，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吗？”
两人走到走廊。
夜里很冷，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水泥地上投下一方清辉。
“瑞东，是这样的。”杨伟民压低声音，“我知道，该查，该抓。可您也看到了，我刚上任，厂里人心不稳。如果再曝出这种丑闻，工人会怎么想？上级会怎么看我？”
“杨书记，”易瑞东看着他，“您觉得，是保住暂时的面子重要，还是挖出蛀虫、保住厂子的根子重要？”
“我当然想挖蛀虫！”杨伟民苦笑，“可你不知道，现在厂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有些人巴不得我出事，好把我拉下马。这案子要是再闹大，我……”
“您是怕位置坐不稳？”
杨伟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易瑞东叹了口气：“杨书记，我给您讲个故事吧。1948年，我师父李铁山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有一次，他们小组出了叛徒，整个联络网面临暴露。有人建议立刻切断所有联系，保全大局。可我师父说：‘如果我们现在切断联系，那些信任我们的群众怎么办？那些等着我们送情报的同志怎么办？’”
他看着杨伟民：“最后，他们冒着风险，一个一个通知，把损失降到最低。虽然有些人被抓了，可保住了大部分力量。事后总结，我师父说：‘当领导的，不能只想着保自己的位子，得想着保那些信任你的人。’”
杨伟民怔住了，月光下，他的脸色变幻不定。
“杨书记，”易瑞东继续道，“工人们为什么信任您？不是因为您能给他们发多少奖金，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您能带他们走正路，能给他们一个清明的环境。如果您今天因为怕出事，就捂着盖子，那工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您和周振国那帮人，没有区别！”
最后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杨伟民心上。
他猛地抬起头，眼神渐渐坚定：“瑞东啊，你说得对。这盖子，不能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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