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东城区公安局专案组临时办公室。
这间由大会议室改成的临时指挥中心，气氛肃杀。
墙上挂起了巨幅的线索关系图，用红蓝两色线条将涉案人员、单位、交易时间、金额串联起来，像一张逐渐收紧的蛛网。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记录员们埋首疾书，空气里弥漫着纸张、油墨和浓茶的味道。
易瑞东站在关系图前，他手里拿着刚从市委批复回来的文件——同意对工业局物资处副处长王振山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都听好了！”他转过身，声音不大，却让嘈杂的办公室瞬间安静下来，“一组，老陈带队，持批文去工业局，请王振山回来‘协助调查’。记住，客气点，但态度要坚决。如果他不在单位，立刻去他家。二组，小刘带队，去通县永顺合作社，查封所有账目，控制负责人。三组，去天津，联系当地公安，协查‘码头张’和那几批精密仪器的下落。四组，跟我去清河农场，再审周振国！”
“是！”众人齐声应道，迅速分头行动。
上午十一点，首都工业局大楼。
老陈带着两名干警，敲开了物资处副处长办公室的门。
王振山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伏案写着什么。见老陈等人进来，他先是一愣，随即放下笔，露出职业化的笑容。
“几位同志，有事？”
“王副处长，”老陈亮出证件和批文，“有个案子需要您协助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王振山的笑容僵在脸上，但很快恢复镇定：“协助调查？什么案子？我下午还有个会……”
“案子涉及红星轧钢厂物资盗卖，这是市委的批文。”老陈将文件递到他面前。
王振山拿起批文，手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他扶了扶眼镜，仔细看了两遍，脸色渐渐阴沉。
“这是诬陷！”他猛地将批文拍在桌上，“我王振山工作几十年，清清白白！你们公安办案，要讲证据！”
“请您回去，就是为了查清证据。”老陈语气依然客气，但上前一步，挡住了他的去路，“请吧，王副处长，别让我们为难。”
王振山死死盯着老陈，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更多的是怨毒。他知道，这一去，恐怕凶多吉少。但他更知道，此时反抗，只会让事情更糟。
“好，我跟你们走。”他慢慢站起身，整理了一下中山装的领口，拿起桌上的公文包，“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查出什么！”
同一时间，清河农场审讯室。
周振国穿着灰色的劳改服，剃了光头，脸上带着劳作的疲惫和麻木。但当易瑞东将那个黑皮本子推到他面前时，他浑身一震，眼中瞬间迸发出惊惧和难以置信的光芒。
“这东西……你们从哪儿找到的？”他声音干涩。
“孙福贵交代的。”易瑞东看着他，“周振国，你聪明一世，没想到会栽在自己记的账上吧？”
周振国颓然低下头，肩膀垮了下来。良久，他才嘶哑地说：“你们……都知道了？”
“知道一部分。”易瑞东翻开本子，指着上面“老K”的代号，“说说吧，这个‘老K’，是谁？”
周振国闭上眼，似乎在挣扎。再睁开时，眼里已是一片死灰。“是……是外贸局的一个科长，姓柯。精密仪表那条线，是他牵的，货从天津港出去，卖到香港。”
“码头张呢？”
“张老四，塘沽码头的把头，船都是他的。”
“王振山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他……他是‘保护伞’。有些紧俏物资的批条，没他签字出不来。他拿三成干股，但从不亲自露面，都是通过中间人。”
“中间人是谁？”
“……”周振国沉默了。
“周振国，”易瑞东身体前倾，压低声音，“你判了十五年，表现好，还能减刑。可如果你隐瞒不报，等我们查出来，你就是抗拒改造，罪加一等。你想清楚。”
汗水顺着周振国的光头流下来。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是……是王振山的小舅子，在轻工业局上班，叫赵卫民。所有钱，都是经他的手，洗干净再分。”
易瑞东迅速记下这个名字。他合上本子，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厂办秘书，如今只剩下一具被欲望吞噬的躯壳。
“周振国，你也是读书人，有技术，有文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周振国惨然一笑：“为什么？易科长，你是公安，你见过的好东西多。可我呢？我在厂里，看着那些领导，用着进口手表，抽着外国烟，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我拼死拼活写材料，一个月挣那几十块钱，凭什么？”
他猛地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我也想让我爹妈过上好日子！我也想让我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可光靠工资，行吗？这个世道，你不捞，别人捞！等你反应过来，汤都没了！”
易瑞东静静听着，没有打断。等他发泄完，才缓缓道：“所以，你就把良心卖了，把工人的血汗卖了，把国家的财产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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