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点头：“在选举前一周，分三次释放给不同的媒体。不要用我们的渠道，用‘泄密网站’和‘匿名举报信’。”
“然后呢？”
“然后等待。”威尔逊看向窗外，“系统会自己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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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日前三天，克罗利陷入了真正的危机。
《哥谭纪事报》的“哥谭秘史”专栏发表了一篇看似无关的文章：《市政工程招标中的“家族循环”——从1912年到今天》。
文章没有点名克罗利，只是列举了历史上七个案例：市政官员亲属的公司如何通过“合法手段”垄断区域合同。每个案例都有档案记录，结尾写道：
“这种模式之所以持续百年，不是因为法律允许，而是因为监督缺失。当市民不再关注细节，细节就会吞噬原则。”
同一天，一个地方性新闻网站曝光了克罗利儿子的公司记录。第二天，《哥谭公报》收到匿名举报信，附带了部分银行流水。第三天，哥谭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做了两分钟的报道，标题是：“市政工程，家庭事业？”
克罗利紧急召开记者会，否认一切，指责这是“政治抹黑”。但他没能解释为什么所有竞争对手都会在投标前退出，也没能解释那些“咨询服务”的具体内容。
他的支持率在最后72小时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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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日当晚，第七选区开票中心。
托马斯·肖和妻子、母亲坐在小办公室里，盯着电视屏幕。他的竞选团队——十几个前学生和邻居——挤在旁边，手里捏着已经湿透的纸巾。
“52%对48%……肖领先！”有人尖叫。
当最终结果确认时，肖赢了。优势只有三个百分点，但赢了。
他站起来，茫然地看着周围欢呼的人群，然后看向角落里一个安静的男人——那人是菲斯克企业公共事务部的代表，整个竞选过程中只出现过三次，每次都只是递来一些“公开的市政数据”和“社区调研建议”。
男人对他微微点头，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肖知道是谁帮助了他。
也知道代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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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新任议员托马斯·肖接到了第一个“请求”。
不是来自威尔逊·菲斯克本人，而是来自菲斯克青年基金会的社区联络官——一个和善的中年女性，带来了第七选区居民联名信：
“肖议员，东区北部有三个街区长期缺乏公共绿地。这里有一份请愿书，七百个签名，希望您能在市议会推动建立社区公园。”
肖翻看请愿书。签名真实，诉求合理，完全符合他的竞选承诺。
“我会处理。”他说。
“另外，基金会愿意提供帮助。”联络官微笑，“我们有专业的景观设计师志愿者，可以免费提供初步方案。基石建筑公司也表示，如果项目获批，他们愿意以成本价承建——作为社区回馈。”
一切都那么正当，那么美好。
肖知道这是一个测试。如果他连这种双赢的提案都拒绝，那么“帮助”就会停止。而他需要帮助——没有菲斯克系统的支持，他一个政治素人，在市议会里连办公室都保不住。
“请把设计师的联系方式给我。”他说。
联络官留下名片离开后，肖独自坐在新办公室里。很小，只有十二平方米，窗外是市政厅后勤区的墙壁。
他赢了。
但他也输掉了某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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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市议会规划委员会正在讨论一个敏感议题：东区码头再开发计划。
委员会主席是罗伯特·桑切斯，六十二岁，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八年。以“原则性强”着称，但也以“灵活理解原则”闻名——只要你能提出他无法拒绝的理由。
会议开始前，桑切斯收到一个信封。没有寄件人，里面是一份建筑图纸和一份财务分析报告。
图纸显示的是他儿子在城郊买的土地——桑切斯以为没人知道，他用已故姐姐的名义为儿子买的，准备建一个小型物流仓库。
财务分析则展示了两种未来：
未来A：码头再开发计划按原方案通过。那片区域会被划为“混合商业区”，其中包含一个小型货运枢纽。而桑切斯儿子土地的位置，恰好在新货运路线的末端，价值会翻三倍。
未来B：计划被否决或修改。区域保持“轻工业区”现状，土地价值不变。
报告没有威胁，没有要求，只是呈现事实。附言只有一行字：
“合理的城市规划应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受益，包括市民和投资者。”
会议中，桑切斯的表现很微妙。
当反对派议员提出“再开发会导致gentrification（绅士化），驱逐低收入居民”时，桑切斯没有像往常一样附和，而是说：
“但现状也不可持续。码头区有大量废弃仓库，犯罪率居高不下。我们需要平衡发展和保护。”
他提议修改方案：降低商业用地比例，增加保障性住房配额，并要求开发商（草案中包括菲斯克企业的子公司）出资建立“社区福利基金”，用于原住民就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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