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倒数第二周，北京突然倒春寒。昨天还穿着单衣的人们，今天又翻出了薄毛衣。天空阴沉沉的，像是憋着一场雨，空气里有种湿冷的味道，钻进骨头缝里。
我坐在“星海”三楼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面铅灰色的天。桌上摊开着几份报表，还有厚厚一摞信件——有读者的来信，祝贺《明朝》完结；有媒体采访的邀约，想约发布会后的专访；但更多的是“共荣音乐”那边传来的各种文件、市场数据、合作方意见。
最上面的，是王斐《流光絮语》正式发行版专辑的市场报告。
这张专辑，制作周期长达八个月。从去年夏天开始录音，到今年三月才正式发行。制作人是请的台湾一位擅长氛围音乐的老师，编曲精细到每一个音色，混音是在日本做的。专辑封面是她站在晨雾中的侧影，朦胧而诗意；专辑介绍里写：“献给所有在都市喧嚣中寻找内心宁静的人。”
市场反应……很分裂。
专业乐评人给了极高的评价。
《音乐周刊》用了整整两版，标题是《独立音乐的清流：王斐与她的诗意世界》。文章写道：“在王斐的音乐里，你能听到城市的呼吸，听到现代人的孤独与自省。她的声音像一汪清泉，在嘈杂的流行乐坛中，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宁静。《流光絮语》不是一张追求即刻快感的专辑，它需要你静下心来，反复聆听，每一次都能发现新的细节和感动。”
《唱片评鉴》的主编亲自撰写长文，称赞这张专辑“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王斐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极具文学性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内心世界。这张专辑可能不会成为大街小巷传唱的爆款，但它会在真正懂音乐的人心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但销量呢？
首周八千张。
这个数字放在独立音乐圈不算差，甚至可以说不错。很多独立音乐人的专辑，首周能卖一两千张就算成功了。但考虑到我们对王斐的投入——四十八万的制作成本，这还不算前期的企划、宣传、物料……
高军昨天来汇报时，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焦虑，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报表上的数字：
“小田总，王斐这张专辑的成本是四十八万。按照现在的销售趋势，要收回成本至少需要半年。这还不算后续的宣传投入——我们计划中的校园巡演、电台专访、杂志专题……每一样都要钱。”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而且，‘共荣音乐’合作方那边传来的意见……不太乐观。”
我翻开另一份文件，是“原点音乐”周生发来的传真。措辞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
“田总，王斐的音乐很有格调，在文艺青年圈子里口碑很好。但‘共荣’现在刚起步，需要的是能快速打开市场、建立品牌知名度的作品。王斐这种……太安静了，传播速度慢，受众面窄。”
“我们的市场调查显示，现在港台和内地的年轻人，更喜欢节奏感强、旋律上口、容易跟唱的歌。你看Britney为什么能火？因为她的歌简单、直接、有记忆点，听一遍就能哼出来。王斐的歌需要听三遍以上才能进入状态，这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很吃亏。”
传真后面附了一份数据对比：
王斐《流光絮语》首周销量：8000张
台湾民谣组合“野火”新EP《街角的吉他声》首周销量：张（台湾地区）
制作成本：王斐专辑48万，“野火”EP15万。
周生最后写道：“‘共荣’的资源有限。我的建议是，暂时减少对王斐的投入，把资源倾斜给‘野火’。等‘野火’站稳了，有了稳定的现金流，再回头支持王斐也不迟。商业上，这更稳妥。”
我没说话，把传真放在一边。
更棘手的是何西。
我翻开何西专辑《黄土》的报告。这份报告更薄，数据更刺眼。
从97年底的初遇，我便决定签下他。他背着破吉他，在酒吧唱着自己的歌，声音粗粝，歌词直白得像刀子，刺向一切虚伪。我被那种真实打动——那种属于年轻人的迷茫、愤怒、对世界的质疑，用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最好的制作团队，最宽松的创作环境，林浩陪着他在西安录音，一待就是两个月。98年完成后期混音，我在台北给杨峻荣听的完整版本，杨总当时沉默了很久，说：“这孩子的音乐……很真。但市场可能接受不了。”
后来因为“星海”业务的重心调整，因为跨两岸三地的合作框架搭建，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上个月，何西的首张专辑，《黄土》，才蹒跚面世。
制作成本不高，二十万。但耗费的时间精力，却很多。
宣传很克制，主要在一些独立音乐论坛和大学校园里推广，没有上主流媒体。我们想先在小圈子里建立口碑，再慢慢扩散。
反响……比王斐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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