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降落时，机舱内响起了轻微的“咚”声，像是巨大的飞鸟收起了翅膀。
舱门打开，一股黏稠湿热的气息涌了进来，带着海水的咸腥和航空燃油刺鼻的味道。十月的台北，夏天似乎恋栈不去，空气沉重得能拧出水来。我走下舷梯，只觉得衬衫后背瞬间贴在了皮肤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汗渍。
“田总，一路辛苦！”
杨峻荣的助理小陈快步迎上来，脸上挂着职业而周到的笑容。这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白衬衫熨得笔挺，说话时微微躬身，姿态恭敬得恰到好处。
“杨总在庆功宴那边招呼客人，让我直接接您过去。”
我点点头，跟着他走向停车场。傍晚的桃园机场车流如织，出租车排成长龙，接机的人群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远处，一架华航的波音747正在滑行，引擎的轰鸣声像巨兽低吼。
车子驶出机场，汇入高速公路的车流。台北的街景在车窗外渐次展开——密密麻麻的招牌层层叠叠，霓虹灯在尚未完全暗下的天光里已迫不及待地闪烁起来。骑楼下的商铺亮着日光灯，卖槟榔的摊位亮着艳俗的粉红色灯光。摩托车像蝗虫般从车旁呼啸而过，骑手们戴着头盔，身影在车流中灵巧穿梭。
“田总，您不知道，现在杰伦走在街上都会被认出来了。”
小陈一边开车，一边用兴奋的语气说着周杰伦走红后的种种趣事：“前天他去便利店买饮料，被三个高中生围住要签名，害得他在店里躲了半小时才敢出来。还有啊，吴宗宪大哥的节目，只要一提到杰伦的名字，收视率立马就涨……”
我靠在椅背上，目光投向窗外。台北的街景有种奇异的熟悉感——前世我来过这座城市很多次，在忠孝东路的唱片行淘过黑胶，在永康街的小馆子吃过牛肉面，在西门町看过午夜场的电影。但那是2010年之后的台北了，现在的台北还留着九十年代特有的气质：蓬勃，杂乱，充满野生的活力。
车子拐上敦化南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前停下。夜幕已完全降临，酒店的霓虹招牌在夜色中格外醒目——“晶华酒店”四个字流光溢彩。门口停了不少车，奔驰、宝马、凌志，偶尔闪过一辆加长林肯。衣着光鲜的男女正陆续步入旋转门，男士西装笔挺，女士裙裾摇曳，空气里飘着香水与皮革混合的气味。
“田总，这边请。”
小陈引着我穿过大堂。水晶吊灯从挑高五米的天花板垂落，折射出千万点碎钻般的光。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倒映着来往人影。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微微欠身，笑容标准得像用尺子量过。
推开宴会厅的门，喧嚣声浪如潮水般涌来。
灯光璀璨如昼。水晶吊灯投下的光经过无数次折射，在满室的香槟杯上跳跃闪烁。空气里弥漫着酒精、香水和食物的复杂气味。西装革履的男人，妆容精致的女人，端着托盘穿梭的服务生——每个人都像是在演一场精心编排的戏。
音乐震耳欲聋。是周杰伦的《星晴》，但编曲变得更华丽了，加了弦乐和电子音效，听起来有种奇异的浮夸感。
“浩彣！这边！”
杨峻荣的声音穿过人群传来。他今天穿了套深灰色的阿玛尼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发蜡在灯光下闪着光。看到我，他快步走过来，脸上带着成功者特有的红光——那种混合了兴奋、疲惫和志得意满的神色。
“可算到了！”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大得让我微微晃了一下，“路上还顺利吧？”
“顺利。”
他揽着我的肩膀，走向宴会厅中央的一个小圈子。那里站着五六个人，正低声交谈着。圈子中心是周杰伦——他穿了件略显宽松的黑色西装，里面是简单的白色T恤，依然戴着那顶标志性的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半张脸。
他身边站着方文山，瘦高的个子，戴着黑框眼镜，气质文雅得像大学讲师。还有阿尔发音乐的老板吴宗宪，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手势夸张，声音洪亮。
“杰伦，文山，宪哥，”杨峻荣提高声音，“看看谁来了！”
几人转过头。
周杰伦看到我，帽檐下的眼睛亮了一下。他嘴角微微上扬，朝我点了点头，动作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方文山则推了推眼镜，温和地笑道：“田总，终于见面了。谢谢你的那些建议，帮了大忙。”
吴宗宪的反应最热烈。他一把搂住我的肩膀，手掌宽厚有力：“哇！闻名不如见面！浩彣啊，你好你好！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后悔！”
他的声音很大，立刻引来了周围更多目光。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落在我身上——好奇的，审视的，探究的。有些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甚至能捕捉到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对我这个过于年轻的内地来客，对他们眼中这个“靠运气”的毛头小子。
“吴大哥过奖了。”我保持着礼貌的微笑，不动声色地把肩膀从他的手臂下挪开一点，“是杰伦的歌写得好，杨大哥运作得当。我只是在旁边提了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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