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阳光温和地洒进上海郊区一家养老院的房间。房间整洁却简朴，弥漫着消毒水和老人居所特有的、缓慢而宁静的气息。赵阿妹老人坐在靠窗的一把旧藤椅上，她身形瘦小，几乎要被椅子包裹住，满头的银发在阳光下像一团柔软的云。她布满老年斑的双手，正极其轻柔地捧着一张已经泛黄、边缘磨损严重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粤军军装的年轻士兵，脸庞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嘴角咧开，露出憨厚而充满朝气的笑容。那是她的哥哥，赵德胜。
陈砚在护工的引导下，轻轻走进房间。他看到这一幕，脚步不由得放得更轻，生怕惊扰了这份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凝望。他走到老人面前，微微俯身，用尽量温和的声音说明了来意，提到了林伯，然后，他将那份从联谊会带来的、赵德胜家书的信封复印件，双手递到了老人面前。
阿妹老人的目光从照片上缓缓移开，落在那个熟悉的、写着“阿妹吾妹”字样的信封复印件上。她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像秋天的落叶。她颤巍巍地伸出手，指尖小心翼翼地，几乎是屏住呼吸地，触摸着复印纸上那模糊的字迹。
没有预兆地，大颗大颗浑浊的眼泪，就从她深陷的眼窝里滚落下来，顺着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滴落在她苍老的手背上，也滴落在那个复印的信封上。
“是……是俺哥的字……是他的字啊……”老人的声音破碎不堪，带着积压了八十多年的思念与辛酸，“八十……八十八年了啊……俺等了他八十八年……就想着……就想着能知道，他最后……最后走得安详不安详……那边……那边冷不冷……他走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饿着肚子……”
这最朴素、最直接的牵挂，像一把钝刀，狠狠地割在陈砚的心上。战争夺走了生命，而留给生者的，是无尽的等待和这些细碎却锥心的疑问。
情绪稍微平复一些后，阿妹老人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她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穿透了时光，回到了那个离别的春天。
“俺哥……他比俺大五岁。民国二十六年，就是一九三七年，开春没多久，他就去参军了。走的时候，俺才十几岁，他摸着俺的头说……说‘阿妹，在家好好的，等俺回来，俺从上海给你带最好吃的糖’……”老人说着，嘴角努力地想扯出一个笑容，却更像是在哭泣，“后来……后来就收到了这封信。再往后……就啥消息都没有了……俺娘……俺娘等到闭眼那天，还在床上喊他的名字……‘德胜’‘德胜’……喊了一辈子……”
陈砚静静地听着，手中的笔记本摊开在膝上。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极其认真地记录着，握着笔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泛白。他记录的不仅仅是信息，更是一个妹妹对兄长跨越了几乎整个生命的思念，是一个家庭被战争撕裂后无法愈合的伤口。
讲完这些，阿妹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颤巍巍地站起身，挪到床边一个老式的木质床头柜前，用钥匙打开抽屉，从最里面取出一个用手帕包裹着的小布包。布包的颜色已经褪得很淡了。
她坐回椅子，极其郑重地，一层一层地打开那个布包。里面，是一块半旧的蓝色土布手帕，布料已经有些发脆，但保存得很仔细。
“这是俺哥走的时候，”老人将手帕捧到陈砚面前，声音轻得像是在梦呓，“俺偷偷给他缝的。俺手笨，缝得不好看。他跟俺说，他会带在身上，想家了，想俺了，就拿出来看看……”
陈砚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块蓝布帕子。帕子洗过很多次，布料已经变得很软。在帕子的一角，用蓝色的线，歪歪扭扭地绣着两个字——“平安”。针脚很稚嫩，甚至有些凌乱，但每一针都缝得极其密实，仿佛要将所有无法言说的担忧和祝福，都牢牢地锁在这两个字里。
“孩子，”阿妹老人抬起头，用那双饱经风霜、此刻却异常清亮的眼睛望着陈砚，眼中是近乎哀求的期盼，“你……你是在找他，对不？你要是……要是能‘见’到他……帮俺……帮俺把这帕子给他。告诉他……告诉他，阿妹没白等……俺哥是个打鬼子的英雄……俺没等错人……”
陈砚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将那块承载着八十八年等待与牵挂的蓝布帕子，极其郑重地、像接过一件无比神圣的器物一样，放进了自己贴身的口袋里，紧挨着那枚三八式步枪弹壳。
离开的时候，阿妹老人坚持要送他到房间门口。她拉着陈砚的手，那双手干枯、冰凉，却带着一种不肯放弃的力量。
“孩子，”她看着陈砚，一字一句地说，“要是……要是真能找到俺哥……把他的信儿，带回来给俺。俺……俺想在走之前，再‘见’他一面。就一面……”
陈砚看着老人眼中那微弱却执拗的亮光，再一次重重地点头。他没有说什么安慰的空话，只是用坚定的眼神回应着这份沉重的托付。
走出养老院，秋日的阳光依旧明媚，但陈砚的心却如同浸满了水的海绵，沉重得几乎无法跳动。他回头望了一眼那扇安静的窗户，仿佛还能看到那个坐在阳光里、等待了一生的瘦小身影。
他在心里，对着那扇窗，也对着自己，立下了一个无声却无比坚定的誓言：
“我一定，要带回赵德胜。一定要让他们兄妹，跨越这生死与时光，重新‘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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