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 11 月的北风，已经带上了几分凛冽。红星村的玉米杆早已收割完毕，捆成整齐的草垛堆在田埂边，枯黄的叶片在风里簌簌作响。屋檐下，村民们晾晒的红辣椒和大蒜串垂下来，在灰白的天空下透着几分鲜亮。麦秋一早醒来，就看到娘正蹲在炕边，给他收拾帆布包。
“把这件厚点的蓝布褂子带上，县城比村里冷。” 娘的手有些粗糙，却格外灵巧，把叠得方方正正的褂子塞进包里，又拿出用油纸包好的六个玉米饼，“路上饿了就吃，别舍不得，到了县城也别乱花钱买吃的，国营饭馆的菜贵得很。” 她一边说，一边往包里塞了一小罐腌萝卜干，眼眶红红的，“办事别跟人起争执，能忍就忍，办完就赶紧回来，娘在家给你留热饭。”
麦秋坐在炕沿上，看着娘鬓角沾着的棉絮，心里酸酸的：“娘，俺知道了，您放心，俺办完事就回来，不瞎转悠。” 他伸手想帮娘理理头发，娘却躲开了，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块叠得整齐的手帕，里面包着二十块钱，塞进他手里：“拿着，万一有啥急用，别委屈自己。”
爹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忽明忽暗，半天没说话。直到麦秋要出门，他才站起身，磕了磕烟锅，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也递给麦秋：“路上买碗热汤喝，别总啃干粮。去了那边多听多看，办事稳当点，咱庄稼人做事，讲究个实在。”
麦秋把钱小心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攥了攥，沉甸甸的。他推着家里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走出院门时，天刚蒙蒙亮，村道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踩上去咯吱作响。
公社门口已经有了人影。张建军骑着一辆半旧的 “永久” 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蓝布兜，看到麦秋来，笑着挥手：“麦秋，可算等着你了！”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袖口磨得发亮，脸上带着几分憨厚。不一会儿，向阳村的李红梅也来了，她骑着一辆女式 “凤凰” 车，车后座绑着个印花布包，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外面套着件粗布马甲，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可算齐了！” 李红梅喘着气，擦了擦额头的薄汗，“俺家那口子昨晚跟俺吵到半夜，说俺一个女人家，跟着瞎闯啥，万一在南方被骗了，哭都没地方哭去。” 她无奈地摇摇头，“俺跟他说，麦秋是读过书的人，办事稳当，还有这么多村的人一起，能出啥事儿？他才勉强松口。”
张建军笑着接话：“俺家那口子倒是挺支持，说能把果脯卖到南方，赚了钱就能给孩子盖新房，让孩子去县城上学。” 他拍了拍车后座的布包，“俺把样品都带来了，用玻璃罐装着，外面套了三层麦秸，肯定摔不坏。”
陆续地，河西村的王大叔、河东村的赵大姐等另外四个村的带头人也到了。七个村的带头人，七辆自行车，有新有旧，排成一排，看着格外热闹。王大叔骑着一辆加重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里面装着红薯干样品；赵大姐的自行车上挂着个竹篮，里面放着几双绣着梅花的布鞋，鞋面上还沾着些许线头。
“走喽！” 麦秋喊了一声，七个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地往县城赶。村道上的白霜渐渐融化，自行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路面，溅起细小的泥点。风迎面吹来，带着寒意，大家却骑得浑身发热，脸上都透着几分兴奋和忐忑。
“麦秋，你说咱这产品检验能过不？” 王大叔一边骑，一边问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担忧，“俺这红薯干都是手工做的，没加啥添加剂，就怕人家说不合格。”
“王大叔，您放心，咱的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好货，肯定能过。” 麦秋回头笑了笑，“俺之前问过陈建国，他说南方人就喜欢咱这种纯手工、没添加剂的特产，检验就是走个流程，证明咱的货干净卫生。”
李红梅跟着说：“俺也听说了，现在国家支持农村特产外销，只要产品合格，手续都好办。就是俺有点怕去南方，听说那边的话咱都听不懂，万一跟人沟通不了咋办？”
“这有啥好怕的！” 张建军爽朗地笑了，“咱这么多人一起，总有能听懂的，实在不行就比划，做生意讲究个诚信，只要咱的货好，人家肯定愿意跟咱合作。”
一路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对南方的想象，聊着家里人的态度，也聊着对未来的期盼。自行车骑了一个多小时，县城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柏油路上的行人也多了起来，大多是穿着整齐的城里人，偶尔能看到几个背着蛇皮袋的南下务工者，和他们一样，脸上带着对未知的憧憬。
县工商局是一栋两层的红砖小楼，门口挂着一块木质牌匾，上面用毛笔写着 “XX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字体遒劲有力。院子里种着几棵白杨树，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树枝指向天空。办公大厅在一楼，里面摆着几张木质办公桌，桌上放着算盘、墨水瓶和厚厚的纸质档案，几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办事员正低头忙碌着，空气中弥漫着墨水和纸张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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