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7月20日清晨，赫尔辛基格里彭伯格宅邸的书房里，查尔斯坐在桃花心木书桌前，手里捏着一封刚从瑞士苏黎世银行转来的密信。信纸是那种昂贵的奶油色水印纸，触感细腻，边缘烫着暗金花纹，在晨光中泛着矜持的光泽。信封已经拆开，火漆是苏黎世银行的独角兽徽记，但里面的信纸抬头却空无一字，只有一行简洁的德文手书，用优雅的花体写成：
“尊敬的冯·格里彭伯格先生，我们对您在冶金领域的成就表示钦佩。如您有意深化技术交流，我司代表可于七月底在汉堡会面。具体安排将通过此渠道告知。您真诚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
信很短，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查尔斯将信纸对着晨光，仔细观察纸张纹理和水印——是克虏伯公司专用的信纸，他在三年前参观埃森工厂时见过类似的。笔迹虽然刻意掩饰了个人特征，但那种自信流畅的线条，确实是德国顶级工程师或高管的手笔。最重要的是，这封信不是通过普通邮路，而是通过瑞士银行的保密渠道转来，这意味着对方非常谨慎，也意味着这次接触的敏感性。
“汉斯，”查尔斯没有抬头，朝站在门边的老管家吩咐，“去请曼纳海姆议员，还有帕维莱宁教授。另外，让厨房准备早餐送到书房，三人份。还有……”他顿了顿，“从后门请，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是，老爷。”汉斯躬身退出，脚步声在铺着厚重地毯的走廊里几不可闻。
查尔斯起身走到窗前。七月的赫尔辛基阳光明媚，花园里的丁香花期已过，但玫瑰开得正盛，深红、粉白、鹅黄，在晨露中娇艳欲滴。远处港口方向，货轮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烟，蒸汽起重机的吊臂在蓝天背景下起起落落，像这座城市平稳而沉重的呼吸。一切都看起来那么正常，那么平静。
但查尔斯知道，这平静是假象。过去两个月，铁栅一道道落下：特别税通过了，海关监察处成立了，镍钢技术被俄国专家组步步紧逼，效忠法案在议会强行通过，拉普兰矿区刚刚经历了一场血腥袭击。芬兰的生存空间正在被快速压缩，像一只被慢慢握紧的手，指缝间的空气越来越稀薄。
现在，克虏伯公司的密信来了。德国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帝国，最精密的机械制造者，最……危险的盟友。他们想要什么？仅仅是镍铁贸易？还是更深层的东西？
查尔斯回到书桌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取出那本用密码书写的日记。翻到最新一页，他拿起银质钢笔，蘸了特制的隐形墨水，在晨光中快速记录：
“1878年7月20日晨，收克虏伯密信，邀汉堡会面。时机微妙——俄压日紧，芬需外援。但德援如虎，借力可，依附不可。需评估：克虏伯真意为何？技术交换，抑或战略布局？我方可付代价几何？镍铁可让，技术需守，主权不可失。待曼纳海姆、帕维莱宁至，共商。”
刚写完，书房门被轻轻敲响。汉斯的声音传来：“老爷，曼纳海姆议员和帕维莱宁教授到了。”
“请进。”
门开了，曼纳海姆和帕维莱宁一前一后进来。两人都带着明显的疲惫——曼纳海姆眼袋深重，议会斗争和彼得主任的“病逝”让他夜不能寐；帕维莱宁则脸色苍白，实验室的危机和索罗金的限期让他焦头烂额。但看见查尔斯凝重的表情，两人都打起精神。
“坐，先吃早餐。”查尔斯指指小圆桌上摆好的餐盘——黑麦面包、熏鲑鱼、水煮蛋、奶油和果酱，还有一壶刚煮好的咖啡。简单，但丰盛。
三人默默用餐。查尔斯将克虏伯的密信递给曼纳海姆，年轻议员接过，快速阅读，眉头越皱越紧。帕维莱宁凑过来看，看到“克虏伯”这个名字时，手里的咖啡杯明显晃了一下。
“他们怎么找到我们的？”曼纳海姆放下信纸，声音压低。
“通过瑞典的索尔伯格厂长，我猜。”查尔斯切开水煮蛋，动作从容，“三年前我去埃森参观克虏伯工厂，是通过索尔伯格介绍的。那时只是技术交流，我看了他们的轧钢机，他们看了我们的镍钢样品。之后有过几次书信往来，都是公开的，讨论冶金技术。但这次……不一样。”
“这是政治信号。”曼纳海姆说，手指在信纸上轻轻敲击，“柏林会议刚结束，德俄关系在恶化。俾斯麦要遏制俄国在巴尔干和波罗的海的扩张，芬兰就是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克虏伯是德国工业的象征，也是德国战略的触手。他们找我们，不是偶然。”
帕维莱宁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闪着技术人员的敏锐：“技术上，我们需要克虏伯。他们的精密机床，特种钢工艺，热处理技术，都比瑞典先进一代。如果能有他们的技术支援，镍钢质量能再提两成，机床仿制能加快半年。但……”他顿了顿，“代价是什么？克虏伯不是慈善家。”
“代价在这里。”查尔斯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折叠的小纸条，刚才他没拿出来。纸条上用德文写着一行字：“我司愿以优惠价格提供技术及设备，换取贵方镍铁长期供应，价格可低于市价三成。详情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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