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兰的七月，苔原进入短暂而珍贵的融雪期。冻土表层在正午阳光下变得松软，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泥炭和盘结的草根。驯鹿群开始向更高处的山地迁徙，寻找新生的苔藓和地衣。萨米营地周围的雪已基本化尽，只在背阴的沟壑和林缘还残留着脏兮兮的雪堆，像大地褪下的陈旧皮毛。
马蒂站在矿区了望塔的最高层，双手扶着粗糙的松木栏杆，望着北方。这是用三天时间建起的简易塔楼，高约八米，站在上面能看到方圆五公里内的苔原。塔楼骨架用的是矿区废置的坑木，外层覆以新鲜砍伐的云杉枝，从远处看像一株畸形的巨树。奥拉夫坚持要建，说“眼睛看得远，刀子才够得着”。
此刻是7月5日下午四点，太阳斜挂在西南方天空，距离落下还有六七个小时——在拉普兰的夏季白夜，黄昏会持续很久，天色只是从明亮的白昼转为柔和的灰蓝，不会完全黑暗。马蒂已经在这里站了三小时，轮流用从芬兰军卫队那里借来的旧望远镜观察北方边境方向。望远镜是德国产的古董货，镜片有划痕，但还能用。
视野里，苔原起伏延伸，点缀着墨绿色的云杉林、银灰色的白桦丛、暗蓝色的湖泊。更远处，俄国边境哨所的轮廓在热浪中微微扭曲，像海市蜃楼。哨所的烟囱冒着细细的炊烟，木楼前的空地上，几个小黑点在移动——是士兵，人数比平时多。马蒂数了数，六个，也许七个。平时这个时间，最多三四人活动。
“有动静吗？”奥拉夫的声音从塔楼下传来。老工头正沿着木梯爬上来，动作因年岁而缓慢，但很稳。他腰间别着猎刀，肩上挎着一支老式的前装线膛枪，那是他父亲留下的。
“哨所人多了。”马蒂把望远镜递过去，“平时这时最多四个，现在至少六个，可能七个。而且……”他指着哨所西侧的一片白桦林，“林子里有反光，刚才闪了一下，像是望远镜或枪械。”
奥拉夫接过望远镜，调整焦距。他看了很久，呼吸在七月凉爽的空气里凝成淡淡的白雾。“是枪，”他最终说，声音低沉，“至少三支，藏在林子里，对着我们这边。他们在等人，或者等天黑。”
马蒂的心脏收紧。过去三周相对平静，自从他当选长老、组建了二十人的萨米守卫队后，俄国人那边似乎消停了。伊戈尔离开了营地，据说回了圣彼得堡。边境哨所的士兵也不再靠近矿区，只是在远处巡逻。但奥拉夫一直警告：平静是风暴的前奏。俄国人不会放弃，他们在等时机，等一个能“合法”干预的理由。
“炸药库那边安排好了？”马蒂问。
“安德斯带了四个人守着，两班倒，夜里再加两人。库房周围清了三十米的空地，拉了铁丝网，挂了铃铛。如果有人靠近，五十米外就能知道。”奥拉夫放下望远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但马蒂，我得说实话——如果真是俄国正规军来，我们守不住。二十个守卫，十二支猎枪，五支左轮，三十发子弹每人。对面是伯丹步枪，是训练有素的士兵。我们唯一的优势是地形熟，但这也只是拖延时间。”
“那也要拖。”马蒂的声音很平静，“拖到芬兰那边有反应，拖到查尔斯先生能想办法。而且……”他顿了顿，望向营地方向。炊烟从各个帐篷升起，女人们在准备晚餐，孩子们在空地上玩耍驯鹿皮缝制的球，几个老人坐在帐篷口修理渔网。平凡，宁静，脆弱。“而且我们必须守。矿区不只是矿，是萨米人第一次不用靠天吃饭的希望。学校地基打好了，医院的地皮划出来了，三十个年轻人在矿区有工作，每月能拿三十马克回家。如果矿区丢了，这些都没了。我们又会回到老路——放牧，打猎，看天吃饭，看俄国商人脸色卖皮毛。”
奥拉夫沉默。他知道马蒂说的对。过去两个月，矿区的存在改变了萨米人的生活。年轻人有了固定收入，老人和孩子有了医疗承诺，整个部落有了“未来”这个以前很少谈论的词。虽然矿区是芬兰人的，但萨米人是合作者，不是雇工。马蒂争取到了同工同酬，争取到了萨米人担任工头，争取到了矿区资助建学校和医院。这是萨米人几百年来第一次，不用离开苔原，不用放弃传统，就能获得现代生活的机会。
“但代价可能是流血。”奥拉夫最终说。
“不放牧也会流血，打猎也会流血，活着本身就会流血。”马蒂转身，背靠着栏杆，望着营地，“爷爷说过，萨米人在苔原活了一千年，不是因为我们强大，是因为我们懂苔原。懂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低头，什么时候战斗。现在，我觉得，是战斗的时候了。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但既然要打，就不能让他们轻松拿走东西。”
远处传来蹄声。一匹驯鹿从营地方向跑来，骑手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是马蒂的堂弟埃罗。他在塔楼下勒住鹿，仰头喊：“马蒂哥！营地来了个芬兰人，说是从赫尔辛基来的，有急事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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