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清晨，“海鸥号”蒸汽客轮缓缓驶出汉堡港，进入易北河下游浑浊的水道。查尔斯站在甲板上，望着渐行渐远的汉堡城市轮廓。晨雾笼罩着教堂尖顶和工厂烟囱，给这座工业城市蒙上了一层柔和的灰色面纱，掩盖了它的力量和野心，只剩下一种朦胧的、近乎忧郁的美。
他乘坐的是头等舱单间，施密特安排的，宽敞，安静，有独立的舷窗。但查尔斯大部分时间待在甲板上，吹着河风，看着两岸的风景。易北河两岸是连绵的农田、牧场、小镇，偶尔有工厂的红砖建筑闯入视野，烟囱冒着黑烟，提醒着这片土地的工业本质。船是瑞典籍，乘客多是商人、学者、游客，说着瑞典语、丹麦语、德语，偶尔有英语。查尔斯用“卡尔·伯格曼”的身份，和几个瑞典商人聊了聊，谈些不痛不痒的贸易话题，打听些波罗的海的市场信息，一切都自然得体。
但他的心是紧绷的。大衣内衬里缝着协议抄本，行李箱夹层里藏着那份用德文书写的原件。还有施密特临别时给的一个小皮袋，里面是几张德国最新机床的结构简图，作为“诚意样品”。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敏感，一旦被查出，后果不堪设想。
船行驶了一天，傍晚时分抵达库克斯港，这里是易北河入海口，也是北海的重要港口。船要在这里停靠六小时，上煤，上货，部分乘客下船。查尔斯没下船，留在舱房里，锁好门，检查了行李。一切正常。
深夜，船再次启航，进入北海。风浪大了些，船身开始摇晃。查尔斯躺在床上，随着船的起伏，思考着回到芬兰后的安排。他离开了一周，这一周里，芬兰会发生什么？伊瓦洛钢厂那边，瓦西里耶夫教授有没有新动作？帕维莱宁的实验室是否安全？曼纳海姆在议会里能否顶住压力？拉普兰的马蒂，在经历了那场袭击后，是否稳住了局面？
还有家里。他走前交代汉斯，有任何紧急情况，通过瑞典的渠道发信到哥本哈根，他会在那里停留一天转船，能收到信。但至今没有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思绪纷乱，难以入眠。他起身，从行李箱里取出那本密码日记，就着舱壁灯昏暗的光，开始记录。用隐形墨水，写得很简略：
“7月25日，汉堡橡木厅，见施密特（克虏伯代表）。达成初步协议：技术换镍铁，一年期，限民用，瑞士结算。施密特暗示德关切芬局势，但政治支持有限。警告俄压将增，需加快技术消化，准备后路。7月26日，汉堡港观察，德工业实力震撼，但社会矛盾隐现。工人聚居区贫陋，与工厂区辉煌对比鲜明。7月27日，离汉堡，返程。忧家中情况。炉火需添薪，亦需防风。归途漫漫，心系北地。”
写完后，他将日记本锁回箱子，重新躺下。船在黑暗中航行，只有轮机低沉的轰鸣和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单调，但让人平静。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明天还要应对哥本哈根的转船，还要警惕可能的风险。他需要休息，需要保持清醒。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中午，船抵达哥本哈根。这是丹麦首都，也是波罗的海的门户，城市建在岛屿上，水道纵横，桥梁无数。查尔斯要在这里换乘前往斯德哥尔摩的船，中间有一天停留时间。他提着行李下船，在码头附近的“北欧旅店”入住，这是索尔伯格厂长推荐的，老板可靠。
入住后，他立刻去旅店前台询问是否有给他的信件。前台是个戴眼镜的老先生，翻了翻登记簿，摇头：“伯格曼先生？没有您的信。”
查尔斯心里一沉。没有消息，意味着要么一切正常，要么……出了无法传递消息的事。他回到房间，坐立不安。想了想，他换了身衣服，出门前往哥本哈根港的瑞典领事馆。他有瑞典的贸易证件，以咨询商务政策为名，可以打听消息。
领事馆是栋三层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门口挂着瑞典国旗。查尔斯进去，向接待员说明来意，被引到二楼的商务专员办公室。专员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瑞典人，叫安德森，看见查尔斯，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会意——索尔伯格应该打过招呼。
“伯格曼先生，请坐。”安德森关上门，示意查尔斯坐下，然后压低声音，“您家里有消息，但不好通过普通渠道传递。索尔伯格厂长让我转告您：芬兰那边，情况在恶化。”
查尔斯心脏收紧：“具体？”
“三件事。”安德森快速说，“第一，伊瓦洛钢厂那边，俄国专家组要求接管冶炼车间，说是‘安全整改’。伊万厂长在拖延，但恐怕拖不了多久。第二，帕维莱宁教授的实验室，索罗金给了最后限期，昨天去检查了，拿走了部分数据，但似乎没发现核心设备。教授已经把关键设备转移了，但索罗金很不满，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第三，拉普兰那边，俄国边境部队在增兵，据说要搞‘夏季演习’，实际是向萨米部落和矿区施压。马蒂长老派人送信求助，需要武器和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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