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城破后的第三个月，汉水两岸的柳树已经抽出了嫩黄的新芽。
陈玄站在重新修复的城墙上，看着城外那片曾经堆满尸体的洼地——如今那里已变成整齐的田垄，刚刚播下的春麦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意。
更远处，新建的学堂传来孩童的读书声，用的是关中推广的“普通话”，稚嫩却清晰：
“人之生，皆平等。地之养，须共享……”
杨蜜从城墙另一头走来，手里拿着一份新印制的《襄阳新政简报》。
纸还带着油墨的香气，头版头条是石昊签署的《襄阳临时约法》全文。
“你看，”她将简报递给陈玄，“‘耕者有其田，学者有其校，病者有其医’——这三条，写进约法了。”
陈玄接过来，目光扫过那些工整的铅字。
这三个月，他亲眼看着这座死城一点点复活。
不是奇迹，是无数人用汗水、用智慧、用近乎疯狂的坚持换来的。
“最难的不是分田，”他轻声道，“是让人相信，这田真的归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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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刘家庄。
老农刘三蹲在自家新分的三亩水田边，已经蹲了半个时辰。
田里灌了水，映着天光云影，也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
他伸出粗糙的手，抓起一把泥——湿润，肥沃，带着春天特有的腥甜气息。
这是真的。
不是梦。
三个月前，他还是襄阳城外难民窟里等死的一个。
儿子饿死了，儿媳带着孙子不知去向，老伴病倒在草棚里，眼看就要咽气。
关中军进城那天，他以为又是一场屠杀，抱着老伴等死。
但等来的不是刀，是粥。
然后，是药。
然后，是这块田。
“刘三叔！”远处传来喊声。
是村里的年轻后生石头——不是石昊，是刘家庄本村的一个孤儿，十六岁，关中工作队来了后，他第一个报名进了扫盲班。
石头跑过来，手里拿着个木牌子：“农会发的土地证！您按个手印，这三亩田就正式归您了！”
刘三颤巍巍站起来，看着那块木牌。
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他的名字、田亩数、位置，还盖着“襄阳农会”的红印。
他不识字，但认得自己的名字——扫盲班教的第一课。
“石头啊，”他声音发哑，“这田……真不用交租？”
“不用！”石头眼睛亮晶晶的，“约法上写了：土地公有，承包到户，三十年不变！只要您好好种，收成全归您！农会只收一成公粮，用来修水渠、办学堂、养医生！”
刘三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他这辈子，租过地主的田，租子最少也要五成，遇到灾年，卖儿卖女都还不清。
现在……只要一成？
“那……那万一……”他忽然害怕起来，“万一以后……换人了呢？”
石头笑了，那笑容里有种刘三从未见过的自信：“刘三叔，约法还说了：土地承包权可以继承！您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只要华夏共和国在，这规矩就变不了！”
华夏共和国。
刘三在心里默念这个陌生的词。
他不知道“共和”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华夏”——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名字。
他接过木牌，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个让石头愣住的动作——这个六十岁的老农，突然跪了下来，朝着田垄重重磕了三个头。
不是跪天地，不是跪皇帝。
是跪这片养活了他祖祖辈辈、如今终于名正言顺属于他的土地。
石头连忙扶他：“刘三叔，快起来！工作队说了，新社会不兴跪！”
刘三站起来，眼眶通红：“不跪……不跪……”
他喃喃重复着，像是要把这两个字刻进骨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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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襄阳城西的旧县衙。
这里现在是“襄阳新政委员会”的办公地。
石昊正在主持一场特别的会议——与会者不是官员，而是从各村选出来的“百姓代表”。
有老农，有工匠，有寡妇，甚至有个十五岁的放牛娃。
议题只有一个：怎么修水渠。
墙上挂着手绘的水利图，是关中来的技术员画的。
但石昊说：“图是死的，地是活的。你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种田，哪里该修渠，哪里该蓄水，你们最清楚。”
开始没人敢说话。
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哪敢在“大人物”面前开口？
直到那个放牛娃怯生生举起手：“石……石先生，俺……俺知道个地方……”
“说。”石昊温和地看着他。
“牛头坡下面，有股暗泉。”放牛娃声音越来越小，“俺放牛时看见的，冬天都不冻……要是挖条渠引过来，能浇三百亩旱地……”
技术员立刻在地图上标记。
几个老农也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
“对！牛头坡那地儿是沙土，存不住水！”
“要从王家沟绕，得经过李家的祖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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