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方孝孺在定海卫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除了抓了几个倒霉的、说不清去向的低级军官充数，并未找到任何确凿的“通敌”证据，更未能触及“黑船”巢穴的核心。这场兴师动众的行动，不仅无功而返，反而加剧了军中的不满与猜忌，也让方孝孺的声望受到了影响。他开始意识到，依靠沈敬那种“旁门左道”的情报，或许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靠。他对观测所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合作利用”，转向了 “有限度的戒备”。
沈敬在“奇点”网络中的状态，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他既要应对来自“黑船”的外部威胁，又要周旋于方孝孺的猜忌与利用之间，还要保护自己那脆弱而危险的情报网络。那种因“污染”而产生的、对“直接有效手段”的倾向，在这种高压下，开始与他原本的“边缘智慧”和“信息管控”能力更深地融合，催生出一种更加冷酷、更加善于在多重夹缝中维持微妙平衡的特质。
二、永乐博弈：试探与代价
相较于洪武朝堂上“合作者”之间的暗流与猜忌，永乐前线的博弈，则以更加直接、更加血淋淋的方式展开。
郑和整合后的水师新体系，虽士气有所恢复，战术更加灵活，但核心问题——缺乏能够与“黑船”主力正面抗衡的强力火炮——并未解决。皇帝“以战果示朕”的压力与日俱增，朝中质疑他“只守不攻”、“空耗钱粮”的声音也渐渐多了起来。
郑和知道，他必须打一仗，用一场有限但意义重大的胜利，来证明新体系的可行性，堵住悠悠之口，也为后续更大的行动争取时间和资源。他的目标，不是寻找“黑船”主力决战（那无异于自杀），而是精心选择了一次 “战术性试探攻击”。
根据汪直那条隐秘渠道传递来的、关于“黑船”舰队可能在某条固定航线上进行定期补给的零星信息，结合侦察兵对附近海域水文气象的观测，郑和判断，有一小股“黑船”（可能是一两艘负责侦察或运输的辅助船只）近期可能会途经闽粤交界处一片暗礁密布、被称为‘鬼见愁’的海域。这片海域地形复杂，大船难以机动，正是发挥己方小型快船灵活优势、进行伏击的理想场所。
郑和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他派出以“斥候群”和“突击群”为主的精锐，乘坐数十艘经过改装、航速快、吃水浅的小型“鹰船”、“沙船”，携带大量火油罐、火药包和改良过的强弩，提前数日潜伏在“鬼见愁”外围的岛屿和礁石群后。主力“炮舰群”则停留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作为威慑和接应。
行动当天，果然有两艘形制类似“黑船”风格、但体型较小的帆船，小心翼翼地从“鬼见愁”航道驶过。郑和的伏击舰队如同鬼魅般从暗处杀出，利用复杂地形的掩护，从多个方向快速逼近敌船。他们没有选择用稀薄的火炮对射（那毫无胜算），而是冒着敌船零星的火铳射击，悍然发起接舷跳帮！
战斗短暂而激烈。明军士兵利用钩索和拍竿强行登船，与敌人在狭窄的甲板上展开血腥的白刃战。同时，数艘快船将点燃的火油罐和炸药包抛向敌船的关键部位。其中一艘敌船很快燃起大火，船员跳水逃生；另一艘则被明军成功夺占，虽然船体受损严重，但俘获了包括船长在内的十余名俘虏，以及船上的部分物资和文件。
这是一场典型的 “以战术和勇气弥补装备劣势” 的胜利。明军以轻微的代价（数艘快船受损，数十人伤亡），击沉、俘获敌船各一艘，取得了对“黑船”作战的首次实质性战果。
捷报传回北京，朱棣精神为之一振，朝野也为之一惊。虽然战果不大，但其象征意义巨大——证明“黑船”并非不可战胜，郑和的新战术体系行之有效！朱棣当即下旨褒奖，赏赐有功将士，并明确指示郑和“可继续依此方略，相机歼敌”。
然而，胜利的光环之下，是沉重的代价和更深层的博弈。
首先，是情报来源的风险。汪直提供的那条关于“黑船”补给航线的信息，虽然精准，但其来源极其隐秘且无法公开。郑和这次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己方可能拥有非常规的、准确的情报渠道。这会否引起敌人的警觉，甚至顺藤摸瓜，危及汪直这条脆弱而关键的“暗线”？郑和在报捷奏疏中，对此绝口不提，只将胜利归因于“将士用命、战术得当、天时地利”，但心中的隐忧却挥之不去。
其次，是战术的局限性与残酷性。这次胜利，依靠的是近战、火攻和以命相搏。在“鬼见愁”这样的特殊地形可以成功，但在开阔海域面对成建制的“黑船”舰队主力，这种战术无异于送死。它证明了郑和体系的韧性和灵活性，但也凸显了其在远程火力上的绝对劣势。要应对未来的大战，必须尽快获得或研制出能与敌抗衡的火炮。而这一点，绕不开精器坊，绕不开张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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