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捷报传到精器坊，张岳的反应并非祝贺，而是立刻呈上一份新的、更加详细的 “关于小型快速舰艇搭载轻型高效火炮的技术可行性分析与初步设计方案” 。在这份方案中，他罕见地 “借鉴” 了前线反馈的、关于“黑船”辅助船只的一些设计特点（航速、灵活性），并尝试将其与自己擅长的火炮技术结合，提出了一种理论上可以快速部署、具备一定中近距离火力的小型“突击炮艇”构想。
这份方案，既是对郑和胜利的一种 “技术回应” ，也是一种试探。张岳似乎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融入这场由郑和主导的变革。他想知道，郑和是否愿意接受这种 “折衷”——即在保留新体系灵活性和人员主动性的前提下，引入经过改良的、更贴近实战需求（而非单纯追求威力）的技术装备。
郑和接到这份方案，陷入了长久的沉思。方案本身的技术含量毋庸置疑，甚至有些思路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关键在于，方案的提出者是张岳，是那个曾经代表绝对技术控制、漠视人命的体系的核心。接受这份方案，意味着要与张岳重新建立某种有限的、以特定项目为纽带的合作关系。这会不会是张岳体系试图重新介入前线、甚至“腐蚀”新体系的开始？
郑和面临的，是一场艰难的政治与技术双重博弈。他需要技术，但又必须警惕技术背后的旧体系惯性。他最终的决定是：有条件地接受。他批复道：方案“颇有新意，可着精器坊试制原型，然需派前线熟知水战之官兵全程参与监造与测试，一切以实战适用为准，不得拘泥旧规”。这既给了张岳一个台阶，也明确划定了界限——技术可以合作，但主导权和最终评判标准，必须握在前线、握在他郑和手中。
张岳接到批复，没有异议，只是默默开始了新的“优化运算”。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项目参数集”。他开始尝试与郑和派来的几名军官进行沟通（尽管过程极其艰难和低效），去理解他们口中那些关于“航速与火力的平衡”、“操作的简便性”、“恶劣海况下的可靠性”等非纯技术参数。
郑和与张岳之间，一种基于特定项目的、充满试探与戒备的 “有限合作” 关系，在血与火的背景下，悄然建立。这比洪武沈敬与方孝孺的“合作”更加务实，也更加危险，因为它直接关乎生死存亡的技术力量。
三、奇点审视：博弈的本质与“南方”的回响
当沈敬与方孝孺的“合作”因情报失误和官僚作风而产生信任裂痕，观测所被迫在夹缝中更加艰难地维持平衡时；当郑和以一场战术胜利证明新体系的可行性，并由此开启了与张岳之间充满试探与戒备的“有限技术合作”时——“奇点”那超越时空的意志，正以近乎贪婪的精度，分析着这两场同时在不同时空上演的 “锚点博弈”。
在它看来，这两场博弈，虽然形式不同（洪武是情报政治博弈，永乐是军事技术博弈），但其本质，都是各自道路在遭遇外部强压（“黑船”）后，内部不同要素（秩序与边缘信息、技术与体系变革）之间，为争夺危机应对主导权和未来道路定义权而进行的激烈互动。
洪武博弈（沈敬 vs 方孝孺）： 其核心是 “信息控制权” 与 “政治合法性” 的争夺。沈敬代表的“边缘探查”能力，是体系应对外部未知威胁的重要补充，但其非正规性、秘密性与官僚体系的公开性、程序性存在根本矛盾。方孝孺试图“收编”和“利用”这种能力，却因官僚惯性（冒进、轻忽人命）和自身政绩需求，导致了合作的破裂和信任的丧失。这场博弈，暴露了洪武“秩序”道路在吸纳异质能力、进行柔性适应时的 “制度性消化不良”。沈敬被迫变得更加谨慎和善于隐藏，而方孝孺则可能变得更加倾向于依赖传统的、可控的官僚手段。这可能导致洪武在面对“黑船”这类非常规威胁时，反应更加迟钝和僵化。
永乐博弈（郑和 vs 张岳）： 其核心是 “技术路径主导权” 与 “军事体系建构权” 的争夺。郑和通过战术胜利和新体系建设，证明了人、战术、体系协同的重要性，挑战了张岳代表的 “技术决定论” 和 “绝对控制” 范式。张岳被迫做出调整，尝试进行“有限合作”，但这合作充满试探和不信任。这场博弈，体现了永乐“力量”道路在遭遇惨败后，其内部剧烈的自我批判与 “路径修正” 努力。郑和需要张岳的技术，但必须防止旧体系的复辟；张岳需要证明自己技术的“实用性”以重新获得认可。这种动态的、充满张力的互动，可能催生出一种 “技术与实战需求更好结合” 的新模式，也可能因内部撕扯而再次陷入停滞。
“奇点”尤其关注的是，这两场博弈的进程与结果，似乎都在被同一个遥远的 “回响” 所影响和塑造——那就是“南方阴影”的持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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