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北京城，突然冒出一群身着西服、头戴礼帽的新派人物，他们走路带风，说话带腔，逢人便掏名片——上面赫然印着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几个烫金大字。这帮老爷们可了不得，每月领三百大洋薪水（相当于今天两三万元），出门有马车，进门有跟班，活脱脱一副人上人的派头。
不过要当个合格议员，光会摆谱可不行。首任议长吴景濂特意为这些民主新手开设了岗前培训，内容十分接地气：
诸位同僚，议事时若要发言，请先举左手——注意是左手！去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有位老兄举右手被当成了要上厕所。发言要说本席认为，不能学茶馆里俺觉得。还有，投票时认准自己党派的小旗子，上回广东来的陈议员把国民党旗当成了茶楼点心的牌子，差点要了份叉烧包...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民主礼仪课。来自广西的陆议员第一次参加质询，见国务总理赵秉钧坐着回话，当场拍桌：俺们乡下审案子，被告都得站着！结果被议长罚背《议院法》二十条。后来这群民主萌新渐渐学乖，知道开会不能带烟枪，辩论不能脱鞋，连最顽固的蒙古王公都学会了用镀金怀表看发言时间——虽然经常拿反了看时辰。
首届国会号称八百罗汉，来自五湖四海的议员们齐聚北京，把议事堂变成了方言大杂烩。一日讨论《天坛宪草》，广东议员用粤语滔滔不绝讲了半小时，北方代表集体懵圈，急得直喊：翻译呢？快找个卖广货的掌柜来！后来议会不得不规定必须说官话，结果又闹出笑话——四川籍议员把念成，湖南人把说成，山东好汉们一激动就冒出俺觉得这个理儿不中。
最绝的是云南代表李根源，每次发言前都要先来段开场白各位同志，兄弟我普通话说得不好...然后继续用浓重滇腔演说二十分钟。某次他批评某部长颟顸无能，因为发音问题被听成了蛮横无赖，气得那位部长要和他决斗，后来才发现是场误会。
语言学家统计，当时议会里至少流通着十八种方言。有记者调侃：在这里，二字有三十八种发音方式。某次紧急会议，议长干脆破罐子破摔：今日改用笔谈！结果议员们传纸条传得比课堂上的学生还欢实。
理论上，议会表决应该庄严神圣。但实际上...这么说吧，民国初年的表决方式足以编撰一部《人类行为艺术大全》。
最常见的是人浪表决法——赞成派站起来如潮水，反对派坐着似礁石。不过有时会出bug：一次表决地方税制，山西代表阎锡山本想站起来赞成，却被身后侍从误以为老爷要离席，赶紧按住肩膀：大人别急，还没散会！结果被记成反对票，气得阎老西回去就把侍从发配去管仓库。
升级版是道具表决法。国民党议员发明了举扇子（白扇赞成，黑扇反对）；进步党偏爱扔帽子（礼帽入赞成筐，瓜皮帽入反对筐）；某东北议员更绝，直接掏出土匪叫叶子的本事——往地上摔茶碗表示反对，摔得议会后勤处长心脏病都要犯了：这可是景德镇细瓷啊！
当然最的还是全武行表决。1913年讨论俄蒙协约时，两派议员从互扔墨水瓶发展到抄板凳，有位蒙古王公情急之下使出了摔跤绝技德和勒，把反对派议员直接撂出了议事厅。事后统计：打碎玻璃窗六扇，撕毁《议会规则》手册二十余本，丢失文明杖七根——其中一根后来被发现插在了议长席位的椅背上。
民国初年议会号称有政党三百余，实际活跃的也有三十多个。这些党派斗争之精彩，连最狗血的宫斗剧编剧都自愧不如。
国民党和进步党的堪称经典。前者开会必带《民权报》，后者人手一份《庸言》；前者发言爱引孙中山，后者开口必提梁启超；连吃饭都要较劲——国民党在金陵春包席，进步党就在齐鲁阁设宴，活脱脱民国版与饿了么的商战。
但真正载入史册的是1917年的国会公章争夺战。当两派为谁合法闹得不可开交时，有人突然发现：谁拿着国会印章谁就是正统！于是上演了堪比《疯狂的石头》的戏码：国民党派人连夜把公章藏到六国饭店保险箱；进步党收买服务员复制钥匙；最后不知哪个天才把公章拴在裤腰带上24小时不离身，结果如厕时差点掉进马桶——此事被记者写成《玉玺历险记》，在《申报》上连载半月，销量翻番。
小党派更是戏精附体。有个叫超然社的七人小党，专门在两大党僵持时待价而沽，其党魁每天开会前都要在休息室高唱京剧《空城计》选段，暗示快来收买我。后来还真被戏称为诸葛党，不过他们转手就把政治献金拿去开了家川菜馆，招牌菜就叫三顾茅庐。
八百罗汉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部活色生香的民国浮世绘。
先说这。议会有食堂但味道感人，于是出现了专业外卖小哥——各大会馆的伙计们每天午时准时出现在议院门口，提着食盒高喊：广东会馆叉烧饭！绍兴老酒到！最绝的是个天津小伙，推着煎饼果子车在议会大院流动经营，后来因为生意太好被警察以妨碍民主为由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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