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大奇人录
1917年的北平，春寒料峭。北京大学红楼前的槐树刚冒出嫩芽，一群拖着辫子的遗老遗少正围着一个同样拖着辫子、却西装笔挺的老头子争论不休。那老头子操着一口流利的牛津腔英语，时不时蹦出几句德语和拉丁文，把那些自诩为保皇派的遗老们驳得面红耳赤。
辜疯子又来发疯了！路过的学生窃窃私语。这位辜疯子不是别人，正是北大最古怪的教授辜鸿铭。此人精通九国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却在民国初年顽固地留着辫子，见人就鼓吹纳妾制和缠足的好处。
某日，辜鸿铭拖着那条着名的辫子走进教室，发现黑板上有人画了条猪尾巴。满堂学生屏息凝神，等着看这位脾气古怪的老先生如何发作。谁知辜鸿铭不慌不忙拿起粉笔，在那猪尾巴旁画了条更粗更长的辫子，转身道：诸位请看，这才是我辜某人的辫子！全班哄堂大笑。
这位怪杰上课时最爱干的事就是骂胡适。某次讲英国诗歌，他突然拍案而起：胡适之那个黄口小儿，竟敢说文言文是死文字！他懂什么？我辜某人用拉丁文写的诗，在欧洲被当成古罗马诗人的作品！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本发黄的册子，声情并茂地朗诵起来，完全忘了原本要讲的华兹华斯。
不过最绝的是他与胡适的一次正面交锋。某次教员会议上，胡适提出要改革文言文教学，辜鸿铭当场跳起来：胡先生，您提倡白话文，怎么不去厕所里教书？那里最需要通俗易懂！胡适不慌不忙回敬：辜先生，您留着辫子，怎么不去戏班子唱戏？那里最需要古董道具！两人唇枪舌剑，把在场的教授们乐得前仰后合。
北大另一位奇人黄侃，号称黄疯子，平生三大爱好：喝酒、骂人、读书。他上课必带一壶酒，讲到兴起便仰脖一口。某日讲《说文解字》，说到字，他突然嚎啕大哭；讲到字，又拍桌大笑，吓得前排女生夺门而逃。
这位黄疯子最看不惯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曾在课堂上放言：胡适之那个卖野人头的，写的东西连放屁都不如！但私下里却对学生说：胡适之关于《红楼梦》的考证，你们要好好读读。可见民国学人骂归骂，学问还是认的。
刘文典更是了得，他讲《庄子》时自称真正懂庄子的，天下唯我一人。某年中秋，他忽发奇想，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当晚，校园草坪上摆了一圈蜡烛，刘教授身着长衫，手持酒壶，对月吟诵。讲到白露暖空，素月流天时，竟真的泪流满面。有学生回忆：那晚的月亮和刘先生的眼泪，是我在北大见过最美的风景。
这些们虽然怪癖多多，却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被译成多国文字；黄侃手批《说文解字》至今仍是文字学经典；刘文典校勘的《庄子补正》被陈寅恪誉为一字千金。他们身上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民国学术最珍贵的遗产。
二、文坛那些事儿
1926年的上海，闸北区一间亭子间里，鲁迅正伏案疾书。桌上烟灰缸里堆满了强盗牌香烟的烟蒂，他时而停笔冷笑，时而奋笔如飞。突然，他把毛笔一掷，墨汁溅了满墙——那篇着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完成了。
这场着名的骂战始于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是。梁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说鲁迅的译作读起来像看地图要不断停下来查字典。鲁迅立即回击，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也不甘示弱，写了《鲁迅先生》反唇相讥：我不是资本家的走狗，不知道谁是我的主人。
鲁迅看到这里，灵感大发，写下了那句流传后世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在文中讽刺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据说梁实秋看到这篇文章时，正在喝咖啡，差点没呛死。
有趣的是，这场骂战持续了八年，两人却从未谋面。更戏剧性的是，1936年鲁迅逝世后，梁实秋在悼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文字，我是永远赶不上的。时人笑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就在鲁迅与梁实秋笔战正酣时，北平总布胡同3号的太太客厅里，又是另一番景象。林徽因每周六的茶会，是当时北平文化界最时髦的沙龙。金岳霖、沈从文、徐志摩、胡适等人都是常客。冰心曾写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这个沙龙，明眼人都知道写的是谁。
据说某次茶会上，有人提到冰心的小说，满座皆惊。林徽因却微微一笑，叫人从山西捎来一坛老陈醋，托人送给冰心。这招以醋制酸，让文坛众人拍案叫绝。后来林徽因考察古建筑途经昆明，冰心主动邀她到家中做客，两人谈笑甚欢。可见民国才女们的恩怨，都带着几分雅致。
张爱玲与苏青的友谊则是另一番风味。1943年的上海，两位女作家在《天地》杂志编辑部初次见面。苏青穿着大红棉袄，张爱玲则是奇装异服——一件清末样式的宽袖绣花袄。两人一见如故，苏青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如此古怪又如此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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