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的粮食像一层薄薄的雪,勉强覆盖住靠山屯饥寒交迫的冬天。粮囤不再空得吓人,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那里面装的不仅是口粮,更是未来两年必须加倍偿还的债务。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克制的平静,像暴风雨来临前压抑的海洋。
就在这压抑的平静中,铁柱做了一件让许多人不解的事:组织“冬学”。
“都啥时候了,饭都吃不踏实,还学啥习?”二楞子第一个嚷嚷。不少社员也面露难色,觉得这是“瞎折腾”、“不务正业”。
铁柱没有多解释,只是把核心成员和几个识字的年轻人叫到已经闲置的打谷场边的窝棚里——这里被简单收拾成了“教室”。棚子里生了一小堆火,火光映着几张困惑的脸。
“咱们为啥要借粮?”铁柱开门见山,“因为咱们除了力气,拿不出让人家看得上、信得过的东西去换。‘胭脂米’种子,人家觉得虚;山货收益,人家觉得不稳。为啥?因为咱们自己都说不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将来能变成啥样。”
他拿起林穗从农科院秦研究员那里要来的、关于“胭脂米”品质分析和市场前景的几页简单资料(虽然是学术语言,但林穗做了翻译注解),又拿起王麻子那本越来越厚的账本,还有那份与柳树沟签订的、条款复杂的抵押协议。
“咱们得弄明白这些东西!”铁柱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胭脂米’到底好在哪儿?除了颜色,还有啥?是熬粥更香,还是更有营养?这些,秦研究员的信里提过,但咱们没往深里想。咱们的账,怎么算才能既清楚又不亏本?跟别人签的协议,每一条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后还会不会有别的合同?光靠蒙着头干,不行了!”
他顿了顿,看着火光中闪烁的眼睛:“这个冬天,咱们不能光猫冬,等开春。咱们得把脑袋里的东西,也‘备备耕’。学了,不一定马上用上,但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和咱们的力气一样,变成咱们的本钱!”
话说得实在,戳中了痛点。是啊,不懂,就要吃亏,就要受制于人。
冬学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开始了。内容极其务实,甚至有些“土洋结合”:
第一课,由林穗主讲,结合秦研究员的资料,给大家讲“胭脂米”可能的特色价值——除了颜色,还提到了“支链淀粉含量”、“微量元素”这些陌生词汇。林穗用最土的话解释:“就是可能更养人,熬粥更黏糊,放凉了也不容易回生。”她还让大家回忆,老一辈有没有说过这米有什么特别的功效或故事,一点点记录下来。
第二课,王麻子“现身说法”,讲解合作社的新账本。他指着那些表格,解释什么是“资产折旧”,为什么那台旧精选机每年要算损耗;什么是“成本分摊”,为什么公共开支要按比例摊到不同产品里;什么是“收益预期”,怎么根据抵押协议估算未来两年的还款压力。数字枯燥,但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大家听得格外认真,不时有人提问,尽管问题常常很“外行”。
第三课,铁柱和陈卫国一起,复盘今年的抗旱过程。他们画了简单的地图,标出水源、田地、引水路线,讨论哪里做对了,哪里走了弯路,如果明年再旱(这是极有可能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不能提前修个小蓄水池?能不能试验更耐旱的品种搭配?这种基于亲身经历的讨论,大家都有话说,气氛渐渐热烈起来。
第四课,林穗找来一些报纸上关于农村政策的文章(有些是周技术员给的,有些是邮购客户随信寄来的),挑着念给大家听,解释里面提到的“多种经营”、“社队企业”、“自主权”等新词是什么意思,可能对合作社有什么影响。
学习是艰难的。很多人字认不全,概念听不懂,往往需要反复解释、用最熟悉的事物打比方。窝棚里冷,有时写着写着,墨水瓶都冻住了。但没有人中途退出。因为大家渐渐感觉到,这些看似无用的知识,正在一点点撬动他们固有的认知,让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了更清晰、也更复杂的理解。
“原来咱们那米,可能真不是‘中看不中用’啊。”一次课后,春来爹蹲在火堆边,若有所思。
“怪不得柳树沟非要咱们最好的两成山货,他们是懂行的,知道好东西不愁卖。”另一个社员嘀咕。
“咱们那账要是早点这么算,跟食品厂定价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多要点?”有人后悔。
这些零碎的领悟,像火星一样,在冬夜的寒风中明明灭灭。
除了集体学习,铁柱还鼓励有特长的社员“传帮带”。春来娘被请来,给大家讲她做酱菜的“秘方”(其实无非是选材、晾晒、盐糖比例的诀窍),几个妇女听得入神,琢磨着能不能把合作社的野菜也腌出特色。老蔫巴也被请来,演示他编柳条筐的独特手法,几个年轻人跟着学,编出的筐子果然又结实又匀称。
甚至,铁柱还让林穗试着教几个年轻的社员学写简单的信件、收据,学打算盘。他说:“以后合作社对外打交道的事只会更多,不能光靠林穗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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