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胭脂米”秧苗在夏日的阳光下疯长,转瞬已是满目青翠,亭亭如盖。田间的薅草、施肥、看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一切似乎都步入了平稳的轨道。然而,铁柱心头的弦,却并未随着秧苗的茁壮而放松。他知道,“春汛”带来的水面开阔之下,暗流从未止息。
果然,新的“问候”以一种更正式、也更微妙的方式到来了。
这次来的,是县里新成立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姓郑。郑主任四十出头,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但眼神锐利。他没有直接到合作社,而是先去了公社,由王书记陪同,在公社听了一上午汇报,下午才“顺路”来到靠山屯。
接待地点放在了刚刚整修过的屯部会议室。郑主任没有过多寒暄,坐下后,直接打开笔记本,开始了询问。他的问题听起来都很常规:合作社目前的股权结构、决策机制、分配方式、与社员的利益联结……但每个问题都问得很细,很深入,有时甚至会追问某个具体条款的制定缘由和执行中的实际矛盾。
铁柱、林穗,还有陈卫国作为代表,谨慎地回答着。他们尽量如实陈述,引用章程条文,用具体事例说明。郑主任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偶尔追问一两句。
问完了基本情况,郑主任推了推眼镜,话锋一转:“铁柱同志,你们合作社在保护地方品种、探索特色经营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这一点,县里是充分肯定的。不过,站在更高层面、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走向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小农经济、分散经营的模式,抗风险能力弱,市场竞争力有限啊。”
王书记在旁边点头附和:“郑主任说得对,这是大方向。”
铁柱心里一沉,知道正题来了。
郑主任继续说道:“当然,我们讲规模化、专业化,不是搞‘一刀切’,不是否定你们现有的探索。恰恰相反,是要在你们现有基础上,帮助你们提质升级,更好地融入大市场。比如,你们这个‘胭脂米’,品质独特,但产量有限,种植技术也相对传统。有没有考虑过,引入更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甚至与科研单位合作,进行品种的改良优选,在保持风味的前提下,适当提高产量和抗性?又比如,你们的山货加工,目前还是手工作坊式,能不能引入一些小型但更规范的加工设备,制定更严格的产品标准,申请相关的质量认证?”
他顿了顿,观察着铁柱等人的反应,语气更加恳切:“县里‘农改办’的职责,就是指导和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对接技术资源,争取项目资金,甚至搭建与更大型农业企业或销售平台合作的桥梁。目的是把你们的‘特色’真正做成‘产业’,把‘试点’做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这需要你们解放思想,打开格局,不能仅仅满足于‘小富即安’、‘自给自足’啊。”
一番话,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处处透着关怀和引导。比起之前供销社的直接收购提议,或是那个省城经理的品牌包装方案,郑主任的这番话,更具政策高度和“说服力”,也更难直接拒绝。他描绘的图景,似乎正是合作社未来“光明”的出路。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林穗微微蹙眉,在思考如何从技术角度回应“品种改良”和“标准化”可能带来的核心价值流失风险。陈卫国的脸上则流露出明显的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抵触,老把式对“改良”二字有种天生的警惕。
铁柱沉默了几秒钟,抬起头,脸上依旧是那副敦厚的表情,但眼神清澈而坚定。
“郑主任,您说的这些,道理很深,为我们考虑得也很远,我们打心眼里感谢。”他声音平稳,不疾不徐,“我们合作社,就是一帮认死理的庄稼人。我们琢磨来琢磨去,觉得我们这点‘特色’,它之所以还能算个‘特色’,就是因为它是用老法子、在老地上、由老手种出来的老味道。您说的科学管理、规范加工,肯定是好的,我们也想学,也想用。比如我们建了温室,也想买些小机器省点力气。”
他话锋一转,语气诚恳而质朴:“可要是动到了种子本身,让‘胭脂米’不再是原来那个‘胭脂米’了;或者把咱们腌山货的那点‘手工’和‘时候’都换成机器和标准流程,弄出来的东西,跟市面上的大同小异了……那我们这点东西,还有啥值得人惦记的?不就又掉回‘大路货’的堆里去了吗?我们这三年的摸索,最深的体会就是,咱们山区小农,跟平原大田比产量、比规模,那是拿鸡蛋碰石头。咱们唯一的活路,可能就是死守住这点‘不一样’,这点‘真’,在‘精’和‘特’上下功夫,哪怕慢点,少点。”
他看了看郑主任和王书记:“领导们说要我们融入大市场,我们懂。我们也想卖得更远,卖得更好。但我们觉得,融入市场,不一定非得先把自己变得跟市场里大多数一样。就像山里的野蜂蜜,它就是因为是野生的,采的百花,才有那个独特的香和营养,要是把它弄成跟养殖蜜一样的味道和成分,它就不值钱了。我们合作社,可能……就想做这山里的‘野蜂蜜’。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请领导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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