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局大厅的冷气像带着尖刺，顺着裤管往上窜，明明是夏末，我却觉得后背泛着寒意。双手攥着衣角，掌心的汗把布料浸得发皱，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出青白。对面穿藏蓝色警服的警察大哥把笔录本往桌上轻轻一放，笔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几分难以置信：“所以你是说，你中午就来了，然后就坐在大厅，被人骗走了九万块钱？”
他的声音不算大，却像颗石子投进我慌乱的心湖，溅得我耳朵发烫。周围偶尔传来其他办事群众的低语，打印机“滋滋”吞吐纸张的声响，还有走廊里工作人员走动的脚步声，每一点动静都像在围观我的狼狈。我恨不得把脑袋埋进胸口，下巴抵着衣领，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是……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来问一下呢？”警察大哥往前倾了倾身子，指了指不远处柜台后穿着制服的同事，“我们这这么多工作人员在呢，你哪怕多嘴问一句，也不至于栽这个跟头啊。”
这话像根细针，扎得我更不好意思了，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牛仔裤膝盖处的缝线。其实我不是没犹豫过，电话里的人说我“账户涉嫌洗钱”，还说这事属于“机密调查”，绝对不能让第三人知道，否则会“影响案件进展”，甚至威胁要“冻结我所有资产”。我一慌神，就跟着对方的指令一步步操作，连大厅墙上“警惕电信诈骗，遇事及时核实”的红色横幅都没敢多看一眼。
“姓名？”警察大哥拿起笔，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准备记录。
“楚钰豪。”我咽了口唾沫，声音还有点发颤。
“年龄？”
“24了。”
“性别？”
“男。”
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始终盯着桌面的木纹，不敢与警察对视。直到他把笔帽扣上，合上笔录本，我才偷偷抬了下眼。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嘲讽，只有惋惜：“行了，主要的信息我们都问完了。我再多说一句啊小伙子，真在反诈中心被诈骗的，你是我从警这么多年遇见的第一个。”
我猛地抬起头，对上他的目光，慌忙保证：“警察同志，我长记性了，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以后不管是谁说什么，我都先找你们核实，再也不这么傻了。”
他点点头，把一份回执递过来：“后续有消息我们会联系你，你也别太着急，虽然境外诈骗追款难度大，但我们会尽力。以后遇事多琢磨琢磨，别轻易信陌生人的话。”
我接过回执，小心翼翼叠好放进钱包，连声道谢后转身走出警局。刚推开门，傍晚的风就裹着热气扑过来，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电动车的鸣笛声、行人的谈笑声一下子涌进耳朵，可我心里的冰凉却一点没散。我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手指抖了好几下才抽出一根烟，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点燃。
狠狠抽了一口，烟雾呛得我喉咙发疼，眼泪差点掉下来。吐出的烟圈在风里打了个转，瞬间散得无影无踪，就像我那九万块钱，没一会儿就没了踪影。我靠在警局门口的栏杆上，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居然会被诈骗。上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反诈讲座，辅导员还会发各种印着案例的反诈手册，我甚至还帮班里同学分析过疑似诈骗的短信，当时还跟同学开玩笑说“被骗的人要么贪心要么糊涂”。可现在，我却成了自己曾经嘲笑的“糊涂人”。
我清楚地知道，这九万块钱追回来的几率小得可怜。新闻里总说境外诈骗团伙藏得深，资金流向复杂，能把钱完整追回来的案例少之又少。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胸口发闷——这可是我毕业这几年攒下的全部积蓄啊。
我和别人不一样，从大学毕业那天起，就没打算去大城市闯。濮阳是我的家乡，这里有我熟悉的街道、从小吃到大的老店，还有爸妈在身边，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回了家。虽然大学学的医学但在找工作时，我凭着大学时做过的几个活动策划案，进了一家本地的文化公司做项目策划。这份工作不算轻松，经常要为了一个活动方案熬到后半夜，有时候方案改了七八遍还得推翻重来，可我从来没抱怨过。我想着，踏实干几年，攒点钱日子就能安稳下来。
可谁能想到，就在一周前，公司因为项目调整裁员，我成了被裁的那一个。当时我还强装镇定，收拾东西时跟同事说“没事，再找就是”，可心里早就慌了神。更让我崩溃的是，失业的阴霾还没散去，现在连攒了几年的存款都没了一大半，我感觉自己像被命运按在地上反复摩擦。
这件事我谁都没打算说。不敢跟爸妈说，他们一辈子在濮阳打拼，就盼着我能安稳过日子，要是知道我丢了工作还被骗了钱，肯定会急得睡不着觉；也没法跟朋友说，倒不是怕被笑话，只是每次想开口，都觉得喉咙发紧——连自己的钱都守不住，这样的事怎么好意思跟人提？越想越烦躁，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盒很快就空了，我把空烟盒揉成一团，精准扔进旁边的垃圾桶，转身往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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