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多长?”
“至少三个月。”陈敏说,“凶手应该是在他失踪前就开始给他下药,通过饮食、饮水,或者像保温杯那样的日常用品,一点一点积累,让他的神经系统逐渐麻痹,直到某个临界点,一次大剂量触发,让他彻底失去行动能力。”
吕凯想起在张明远办公室里发现的那个保温杯,内胆底部的微孔。微量投放,日积月累。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谋杀,这是精心策划的、漫长的处刑。
“另外两个受害者,如果还活着,可能也在经历同样的事。”陈敏说,“被下药,被控制,在某一天突然消失,然后被放进某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只有空调出风口的风声,和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喧嚣。刘冰盯着白板上那三张照片,周永康、王磊、张明远,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三个曾经手握权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现在可能正躺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有意识,但动不了,叫不出,等着慢慢死去。
“我去查那三百个被裁的员工。”刘冰突然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一个一个查,我不信找不到线索。”
“坐下。”吕凯说。
刘冰没动。
“坐下。”吕凯重复,声音很平,但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刘冰瞪了他几秒,最后还是坐下了,但坐得很用力,像是要把椅子坐穿。
“三百个员工,加上他们的家属,上千人。一个一个查,要查到什么时候?”吕凯看着他,“而且,如果真是被裁员工的报复,凶手会傻到留下明显的线索让我们去查吗?”
“那怎么办?就这么干等着?”刘冰的声音里压着火。
“我们要找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种模式。”吕凯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在三个名字下面各画了一个圈,“周永康,人事副总,裁员名单是他最终签字的。王磊,技术总监,他评估了生产线的‘技术落后性’,为裁员提供了技术依据。张明远,财务总监,他核算了裁员的‘经济效益’,证明裁掉三百人能为集团每年节省两千万。”
他在每个圈旁边写下关键词:签字、评估、核算。
“这三个人,在‘锐进计划’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关键角色。如果有人要报复,这三个人一个都跑不掉。”吕凯放下笔,“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出这三个人共同的‘仇人’——不是某个具体的被裁员工,而是那些因为‘锐进计划’受到最大伤害的人。”
“怎么找?”赵永南问。
“从‘锐进计划’本身入手。”吕凯说,“当年的裁员,有没有引发群体事件?有没有人去集团闹过?有没有人写过举报信?有没有媒体报道过?”
刘冰和赵永南对视一眼,然后同时开始操作电脑。键盘敲击声在会议室里响成一片。吕凯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天阴得更厉害了,灰云低垂,像是要压下来。远处的高楼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一座座巨大的墓碑。
“找到了。”赵永南突然说。
吕凯转身走回会议桌。赵永南把笔记本电脑屏幕转向他,上面是一篇五年前的新闻报道,标题是《宏远集团“锐进计划”引发员工抗议,三百家庭何去何从》。报道的配图是一张照片,一群穿着工装的男男女女举着横幅站在宏远集团大楼前,横幅上写着“我们要吃饭”“反对暴力裁员”。照片里,一个中年男人被几个保安推搡着,摔倒在地,眼镜碎了,脸上有血。
“这是当时抗议的现场照片。”赵永南指着那个摔倒的男人,“我用人脸识别比对了一下,这个人叫……李国富,四十五岁,当时是老化工厂的车间主任,工龄二十年。裁员后,他妻子查出乳腺癌,没钱治,半年后去世。女儿当时在读高中,被迫辍学去打工。李国富本人失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两年前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瘫痪了,现在住在城北的养老院。”
吕凯盯着照片上那个摔倒的男人。他的表情很模糊,但那种绝望,那种愤怒,隔着五年的时光依然能清晰地感觉到。
“他后来有没有采取过什么行动?”吕凯问。
“我查了警方的记录,裁员后三个月,李国富曾试图闯进宏远集团的股东大会,被保安拦下。他当时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他妻子和女儿的名字,还有‘杀人偿命’四个字。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拘留了他七天,后来就没什么记录了。”
吕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去养老院,见见他。”
“现在?”刘冰问。
“现在。”
车开出市局大院时,开始下雨了。雨点不大,但很密,打在车窗上,把外面的世界模糊成一片流动的色块。刘冰开车,吕凯坐在副驾,赵永南和陈敏坐在后排。四个人都没说话,只有雨刷器在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单调的、有节奏的声响。
养老院在城北郊区,是一片老旧的建筑群,墙皮剥落,院子里长着荒草。停车时,雨下得更大了,砸在地上溅起一片水雾。吕凯推开车门,雨水立刻打在脸上,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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