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多长？”
“至少三个月。”陈敏说，“凶手应该是在他失踪前就开始给他下药，通过饮食、饮水，或者像保温杯那样的日常用品，一点一点积累，让他的神经系统逐渐麻痹，直到某个临界点，一次大剂量触发，让他彻底失去行动能力。”
吕凯想起在张明远办公室里发现的那个保温杯，内胆底部的微孔。微量投放，日积月累。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谋杀，这是精心策划的、漫长的处刑。
“另外两个受害者，如果还活着，可能也在经历同样的事。”陈敏说，“被下药，被控制，在某一天突然消失，然后被放进某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只有空调出风口的风声，和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喧嚣。刘冰盯着白板上那三张照片，周永康、王磊、张明远，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三个曾经手握权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现在可能正躺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有意识，但动不了，叫不出，等着慢慢死去。
“我去查那三百个被裁的员工。”刘冰突然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一个一个查，我不信找不到线索。”
“坐下。”吕凯说。
刘冰没动。
“坐下。”吕凯重复，声音很平，但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刘冰瞪了他几秒，最后还是坐下了，但坐得很用力，像是要把椅子坐穿。
“三百个员工，加上他们的家属，上千人。一个一个查，要查到什么时候？”吕凯看着他，“而且，如果真是被裁员工的报复，凶手会傻到留下明显的线索让我们去查吗？”
“那怎么办？就这么干等着？”刘冰的声音里压着火。
“我们要找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种模式。”吕凯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在三个名字下面各画了一个圈，“周永康，人事副总，裁员名单是他最终签字的。王磊，技术总监，他评估了生产线的‘技术落后性’，为裁员提供了技术依据。张明远，财务总监，他核算了裁员的‘经济效益’，证明裁掉三百人能为集团每年节省两千万。”
他在每个圈旁边写下关键词：签字、评估、核算。
“这三个人，在‘锐进计划’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关键角色。如果有人要报复，这三个人一个都跑不掉。”吕凯放下笔，“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出这三个人共同的‘仇人’——不是某个具体的被裁员工，而是那些因为‘锐进计划’受到最大伤害的人。”
“怎么找？”赵永南问。
“从‘锐进计划’本身入手。”吕凯说，“当年的裁员，有没有引发群体事件？有没有人去集团闹过？有没有人写过举报信？有没有媒体报道过？”
刘冰和赵永南对视一眼，然后同时开始操作电脑。键盘敲击声在会议室里响成一片。吕凯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天阴得更厉害了，灰云低垂，像是要压下来。远处的高楼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一座座巨大的墓碑。
“找到了。”赵永南突然说。
吕凯转身走回会议桌。赵永南把笔记本电脑屏幕转向他，上面是一篇五年前的新闻报道，标题是《宏远集团“锐进计划”引发员工抗议，三百家庭何去何从》。报道的配图是一张照片，一群穿着工装的男男女女举着横幅站在宏远集团大楼前，横幅上写着“我们要吃饭”“反对暴力裁员”。照片里，一个中年男人被几个保安推搡着，摔倒在地，眼镜碎了，脸上有血。
“这是当时抗议的现场照片。”赵永南指着那个摔倒的男人，“我用人脸识别比对了一下，这个人叫……李国富，四十五岁，当时是老化工厂的车间主任，工龄二十年。裁员后，他妻子查出乳腺癌，没钱治，半年后去世。女儿当时在读高中，被迫辍学去打工。李国富本人失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两年前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瘫痪了，现在住在城北的养老院。”
吕凯盯着照片上那个摔倒的男人。他的表情很模糊，但那种绝望，那种愤怒，隔着五年的时光依然能清晰地感觉到。
“他后来有没有采取过什么行动？”吕凯问。
“我查了警方的记录，裁员后三个月，李国富曾试图闯进宏远集团的股东大会，被保安拦下。他当时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他妻子和女儿的名字，还有‘杀人偿命’四个字。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拘留了他七天，后来就没什么记录了。”
吕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去养老院，见见他。”
“现在？”刘冰问。
“现在。”
车开出市局大院时，开始下雨了。雨点不大，但很密，打在车窗上，把外面的世界模糊成一片流动的色块。刘冰开车，吕凯坐在副驾，赵永南和陈敏坐在后排。四个人都没说话，只有雨刷器在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单调的、有节奏的声响。
养老院在城北郊区，是一片老旧的建筑群，墙皮剥落，院子里长着荒草。停车时，雨下得更大了，砸在地上溅起一片水雾。吕凯推开车门，雨水立刻打在脸上，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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