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档案馆的地下室里，空气里有股纸张和灰尘混合的味道，不刺鼻，但闷。一排排铁架子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面堆满了用牛皮纸袋装着的档案，每个袋子上都贴着泛黄的标签，写着年份、类别、编号。时间在这里像是凝固了，只有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提醒着这个世界还在运转。
刘冰站在一排标着“2009-2014 企业纠纷”的架子前，踮着脚，努力辨认着最上面那一层袋子上已经模糊的字迹。他找了一上午，肩膀发酸，眼睛也花了，但还没找到他要找的东西——宏远集团八年前那起“员工挪用公款案”的全部卷宗。
“刘警官，还没找到？”档案馆的管理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老花镜，说话慢吞吞的。
“没有。”刘冰揉了揉发酸的后颈，“您确定都在这儿了？”
“都在这儿了。”老头走过来，用鸡毛掸子掸了掸架子上的灰，“那年的案子我记得，闹得挺大，报纸都登了。不过后来很快就结案了，卷宗也没多少，就这么一袋。”
他用掸子指了指最下面一层的一个角落。刘冰蹲下身，果然看到一个相对较新的牛皮纸袋，标签上写着“2015年 宏远集团柳建国案”。他把袋子抽出来，不重，里面应该没多少东西。
“能在这儿看吗？”他问。
“按规定不能外借，但可以在阅览室看。”老头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那里安静，没人打扰。”
阅览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扇很高的窗户，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刘冰在桌子前坐下，打开纸袋，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第一份是警方的立案报告，日期是2015年3月12日。内容很简单：宏远集团报警，称采购部副经理柳建国挪用公款四十八万七千元，用于个人挥霍。公司提供了银行流水、采购合同、假发票等证据。警方受理，传唤柳建国。
第二份是询问笔录。柳建国的供述很简短，也很坚决：钱不是他拿的，他是被陷害的。问他谁陷害的，他说不知道。问他证据，他说没有。问他为什么公司有他的签名和指纹，他说可能是别人伪造的。整份笔录看下来，就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在作最后的、无力的辩解。
第三份是公司的内部调查报告，厚厚一叠，详细列举了柳建国“挪用公款”的每一个环节：伪造采购合同，虚开增值税发票，资金转入私人账户，购买奢侈品，出国旅游……每一笔都有银行流水、发票复印件、甚至还有柳建国在奢侈品店消费时的监控截图。证据链完整得无可挑剔。
但刘冰注意到一个问题：所有涉及资金流转的环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私人账户，开户名是“柳建国”，但开户行在外地，而且账户在案发后三天就销户了。警方曾尝试追查，但银行记录显示，销户手续齐全，身份证、密码、签名，一切合规。钱，就这么消失了。
第四份是柳建国的个人背景调查。四十八岁，在宏远集团工作了二十年，从普通员工做到采购部副经理。妻子李秀兰，家庭主妇，有轻度抑郁症。儿子柳征，当时二十二岁，在省城读建筑系大四。家庭经济状况一般，有一套老小区的两居室，还有十几万房贷没还清。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会突然挪用近五十万公款去挥霍的人。
第五份，也是最后一份，是柳建国的遗书。
只有一页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不整齐。纸上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很潦草，像是手在抖：
我没拿钱。
下面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只有一个模糊的、像是被水滴晕开的墨点。
刘冰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七个字，一个句号，简单，直接，但透着一股近乎绝望的坚持。他没拿钱，那钱去哪儿了？谁拿的？为什么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
他把遗书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又对着光看了看，纸很普通，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笔记本用纸。但就在他准备放下时，突然注意到，在纸的右上角，有一个极小的、用铅笔写的标记，很轻，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那是一个三角形，里面画着一个叉。
刘冰皱起眉。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密码？暗号？还是随手乱画的？他把纸凑到眼前，用放大镜仔细看。三角形的线条很直，像是用尺子画的，叉的两笔交叉在正中心，分毫不差。这不像是随手画的。
他拿起手机，拍下那个标记，然后继续翻看卷宗里的其他材料。在那一叠厚厚的公司调查报告里，他找到了一份采购项目的组织结构图。图上用方框表示各部门，用线条表示汇报关系。在采购部那一栏，有三个人的名字：部长周永康，副部长王磊，副经理柳建国。三个名字旁边，各画了一个小圆圈。
而在整个图的最上方，是“锐进计划领导小组”，组长周永康，副组长王磊和张明远。旁边用红笔标了一个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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