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精神心理科，走廊里的光线总是刻意调得柔和，墙壁刷成淡绿色，据说能缓解焦虑。但空气里那股消毒水和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混合的气味，却挥之不去。这里的安静也与别处不同，不是空寂，而是带着一种压抑的、小心翼翼的静谧，仿佛声音大一点，就会惊扰到什么脆弱的东西。
刘冰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手里捏着那张从内部系统调出来的、盖着红章的介绍信，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今天没穿警服，套了件深色的夹克，胡茬刮得很干净，但眼里的血丝和眉宇间的疲惫藏不住。停职三天，他没闲着，把柳征母亲李秀兰的就诊记录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和逐渐恶化的诊断结论，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他心头某个越来越不确定的地方。
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戴着无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女医生站在门口，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她是李秀兰生前最后三年的主治医生，姓方。
“方主任，打扰了。”刘冰递上介绍信，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些。
方主任接过信，仔细看了，又抬眼打量了一下刘冰，侧身让开：“进来吧，刘警官。”
办公室不大，书架上塞满了专业书籍和文件夹，窗台上摆着两盆绿萝，长势很好。方主任在办公桌后坐下，示意刘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她没有寒暄，直接问道：“李秀兰的案子，不是早就结了吗？怎么又突然要了解情况？”
“有些细节需要再核实一下，是关于她儿子柳征的一个关联调查。”刘冰斟酌着用词，尽量不透露太多案情，“想从您这里了解一下她生前最后那段时间的具体情况，特别是精神心理状态方面的变化。”
方主任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似乎在回忆，也像是在权衡。“李秀兰……是个可怜人。”她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平稳，带着医生特有的客观，但刘冰听出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叹息。
“她第一次来我这里，是三年前，大概是她丈夫跳楼去世半年后。当时的主要症状是严重的失眠、情绪低落、兴趣丧失、伴有强烈的自责和无用感。符合重度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我给她开了药，安排了定期的心理辅导。”
刘冰拿出笔记本记录，没有打断。
“开始的半年，药物和心理咨询结合，情况有过短暂的好转。睡眠改善了一些，情绪偶尔能平稳一点。但……很不稳定。”方主任推了推眼镜，目光看向窗外，仿佛在回忆那个总是穿着深色衣服、安静得几乎没有存在感的女病人，“她话很少，问一句答一句，但眼睛里那种……灰败的东西，一直都在。她最常重复的一句话是……”
方主任顿了顿，看向刘冰，一字一句地重复，语气平淡，却让刘冰后背微微发凉：“‘他们把我丈夫逼死了，现在还要说我疯了。’”
办公室里一时寂静。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车辆声。
“她坚持认为她丈夫是被冤枉的，是有人害他。但当时所有的证据，包括公司的内部审计和警方的初步调查，都指向她丈夫挪用公款。没人信她的话。”方主任继续道，“她试图去找过宏远集团，找过相关部门，但都被挡了回来，甚至被保安驱赶过。后来，她就不太提具体的事了，但那种被全世界背叛、无处申冤的绝望感，越来越重。她开始出现被害妄想的前兆，总觉得有人监视她，在她的食物和水里下毒。”
刘冰的笔尖在纸上停住了。“下毒？”
“是妄想症状之一。”方主任解释道，“严重的抑郁症伴随精神病性症状，并不少见。她会指着水杯，说水颜色不对，味道奇怪。我们会给她检查，换新的水和食物，但过一阵子她又会怀疑。这种妄想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但很顽固。”
“您……相信她是妄想吗？”刘冰放下笔，抬头直视方主任。
方主任迎着他的目光，没有立刻回答。她沉默了片刻，才缓缓道：“刘警官，我是医生。我的诊断是基于我观察到的临床症状和医学标准。当时所有的检测——血常规、生化、毒理筛查——都没有发现异常。从医学角度，那些‘下毒’的指控，没有客观证据支持，更符合精神疾病的特征。”
“但是？”刘冰敏锐地捕捉到了她语气里那一丝未尽的意味。
方主任轻轻叹了口气，身体向后靠了靠，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少了几分医生的威严，多了几分疲惫。“但是……我无法解释她病情恶化的速度和顽固程度。我调整过很多次用药方案，剂量、种类、联合用药……效果都不理想。她的身体状况也在同步恶化，体重持续下降，乏力，心慌。我们考虑过是药物副作用，或者是抑郁本身导致的躯体化症状。也做过更全面的体检，包括心脏方面的检查。”
她重新戴上眼镜，目光变得锐利起来：“死亡原因是心力衰竭，急性发作。从心脏彩超和心电图看，她有明确的心肌病变和传导阻滞。这在长期严重抑郁、营养不良、睡眠极差的老年患者中，虽然不常见，但也不是不可能。当时的尸检报告也支持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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