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感到胃部一阵剧烈的抽搐，她猛地捂住嘴，冲向了洗手间。趴在水池边，她干呕了几声，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冰凉的眼泪失控地涌出，灼烧着眼眶和脸颊。她不是没见过残忍，不是没接触过死亡，但将这种科学般的冷静、精密的控制，施加于最亲密的血缘之上，这种彻底剥离了人性的、将亲情异化为实验参数的“罪恶”，让她生理上感到极度的不适和寒冷。
她打开水龙头，用冰冷的水反复扑在脸上，试图压下那股恶心和眩晕。镜子里的人脸色惨白，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厌恶，以及一丝深切的悲哀。
回到操作台前，她强迫自己继续。最后一步，结合定量数据和病历，进行毒物动力学反推建模。她将心肌中的药物浓度、化合物的已知代谢半衰期、李秀兰的体重、可能摄入途径（经口）等参数输入专业软件，尝试模拟出最可能的给药模式。
计算机运行了十几分钟，给出了几条可能性较高的曲线。其中最吻合现有数据的一种模式是：长期、低剂量、间歇性给药。大约从死亡前三年前后开始，剂量低到几乎无法察觉，但持续不断，可能混入饮水或食物中。随着时间推移，心肌中的药物逐渐蓄积，心脏传导系统不可逆地受损，心功能进行性恶化。死亡前半年左右，可能有一次轻微的“剂量调整”（日志中提到的“新批次溶剂”），加速了最终衰竭的过程。死亡时，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可能已经低至检测限以下（代谢和分布），但心肌组织中的沉积成为了沉默的证据。
整个过程中，李秀兰所体验到的，是逐渐加重的“心脏病”症状和“抑郁”情绪。医生看到的是符合疾病进程的临床和检查结果。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不幸的、缓慢的疾病。没有人想到，每天递到嘴边的那杯水，儿子关切叮嘱按时服下的药，甚至空气中那若有若无的“溶剂”气味，都是精心调配的、指向死亡的慢毒药。
而调配这一切的，是她在这世上最亲的人，是她遭受冤屈后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她临终前可能还放心不下的儿子。
“所以我改良了配方，让她的心脏慢慢停下来，没有痛苦。”柳征平静的声音仿佛又在陈敏耳边响起。没有痛苦？也许肉体上，药物的作用让她平静。但精神上呢？那种日渐衰弱的恐惧，对儿子复杂情感的依赖与可能潜意识的怀疑，无人相信的诉苦，被诊断为“精神病”的羞辱……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更深、更漫长的痛苦？
陈敏关闭了所有仪器，整理好数据和报告。她的手有些颤抖。这份报告，将用最严谨的科学语言，证实一桩弑母的罪行。它补全了柳征“复仇蓝图”中最黑暗、最令人齿冷的一环：他不仅杀死了三个仇人，他还用自己的知识和双手，亲自“安排”了母亲的死亡，并将此视为对母亲“痛苦”的“解脱”和对自己“配方”的“验证”。
父亲被诬陷跳楼，是冤屈。母亲被长期投毒“心衰”而死，是谋杀。而执行这两场谋杀的，除了直接的凶手（集团势力、下毒者），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人——柳征，他以复仇为名，完成了对父母双亲事实上的“清算”。在他的逻辑里，父母是“失败的系统进程”，他们的痛苦是“需要清除的错误”，而他是唯一的、有能力的“清理员”。
这种逻辑的扭曲与冰冷，让陈敏不寒而栗。
她将报告打印出来，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盖上市局法医鉴定中心的红色印章。薄薄的几页纸，却重如千钧。这不仅仅是给柳征的罪证增添一份砝码，更是将一个儿子内心最幽暗、最非人的角落，赤裸裸地暴露在法律的聚光灯下。
母亲的真相，比父亲的冤屈更加血淋淋，也更加令人绝望。它揭示出，当仇恨与扭曲的“理性”结合，能够将最基本的人伦与良知吞噬到何种地步。
陈敏拿着报告，走出实验室。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她自己的脚步声在回荡。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即将看到这份报告的吕凯和刘冰，更不知道，当这个真相最终在法庭上被揭示时，将会引发怎样的震动与骇然。
夜色已深。但陈敏知道，有些黑暗，一旦被揭开，就再也无法被轻易地掩埋回夜色之中。母亲的真相，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刻在了这起案卷上，也刻在了每一个接触到此案的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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