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十一月中旬,延河上的雾到晌午才散。思想资料汇编室的门刚推开,桌上那份油墨味还浓的《干部思想整顿学习简报》就扎眼 —— 署名处印着 “编撰:陈一峰、李琴、余念新”,字迹清晰得晃眼。
李琴手里的搪瓷茶缸差点脱手,声音发颤:“这是谁印的?我昨天根本没交定稿!”
打字员小宋急着摆手:“我昨晚走得早,没碰过排版的事!”
陈一峰没来,刘秉文也没露面。窑洞?静得能听见外面的风声,没人敢先开口,只有余念新坐下翻简报 —— 主文没大改,可他清楚记得,自己昨晚整理的草稿还在抽屉里,根本没定稿。
“别吵了。” 余念新合上简报,“先等陈科长或刘部长来,问清楚再说。”
李琴没接话,只盯着署名里的 “余念新”,眼神里满是慌 —— 在机关里,文件署名不是小事,出了错,署名的人都要担责。
上午机关大礼堂开 “整顿学习总结会”,几百人坐在泥地铺的长凳上,刘秉文站在台上宣读简报:“这份材料由思想汇编室整理,民政处审定,作为干部学习参考。” 念到编撰人时,他顿了两秒,台下的目光 “唰” 地全扫向余念新坐的中排。
余念新低着头,手指攥紧了衣角 —— 他没定稿,没授权,却被署了名,这事透着古怪。
散会后,他刚走出礼堂,就被警卫拦住:“刘部长请你去汇编室那边。”
窑洞?光线暗,刘秉文背对着他站在窗边,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文件纸哗啦响。
“昨晚看了简报?” 刘秉文先开口。
“看了。”
“觉得哪不对?”
“有几处修改太生硬,逻辑连不上。”
“谁改的?”
“不知道。”
刘秉文转过身,神情没波澜:“文件署了你的名,你得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我没授权署名。”
“但你没当场否认。”
余念新沉默了 —— 刚才在礼堂,他要是当场站起来说 “没参与”,只会更乱,还可能被当成 “不服从组织安排”。
“我知道不是你改的。” 刘秉文递过一支笔,“陈一峰那边的稿子,常搞‘先印后改’,但这次,你得背着这个名。”
“为什么是我?”
“因为他上面有人,你没有。” 刘秉文的声音很轻,却像钉子扎在心里,“别不服气,在机关立住脚,先得学会认账。认账不是认罪,是懂规矩 —— 有时候,替人担点小责,比争对错管用。”
余念新看着笔,又看了看文件上的空白签名处,笔尖悬了几秒,还是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完的瞬间,指尖传来一阵凉 —— 不是怕,是突然明白,机关里的 “规矩”,比文件上的字复杂多了。
从那天起,余念新的活多了项:写匿名 “学习心得”,每篇五百字,登在《边区干部学习简讯》上。陈一峰偶尔来 “指导”,手里捏着样刊:“多写‘转变’‘觉悟’‘反省’,这些词上面爱见,别写太实的例子,容易出错。”
余念新照做,却在每篇里藏了点 “不一样” 的东西 ——
写 “反省”,他加一句 “反省得先知道自己错在哪,不然就是白反省”;
写 “群众路线”,他添一句 “群众的意见要听,可也得辨清哪些是真困难,哪些是随口说”。
这些话不刺眼,没人挑错,却像藏在文字里的小刺,没扎人,却能让人读的时候顿一下。
三周后,陈一峰拿着最新的简讯来:“你写的《思想的自觉》,上面的人觉得有深度。宣传部那边问起你了,以后可以试试写评论稿。”
“上面的人?”
“别多问。” 陈一峰笑了,“写评论得有立场,立场对了,文才才有用。”
“立场是自己选的?”
“立场是环境给的。” 陈一峰拍了拍他的肩,“你聪明,该懂这话的意思。”
余念新没接话 —— 他懂,陈一峰是让他 “顺着调子写”,别搞自己的想法。
夜里,他走到延河边,河水结了薄冰,风刮在脸上疼。他想起在保育院抄文件的日子,那时候觉得文字是工具,能记事实、传想法;现在才知道,文字还能 “造想法”,能把弯的说成直的,能把虚的写成实的。
第二天,刘秉文派他去城东文工团的窑洞开 “编辑学习会”,二十多个人都是机关里写稿编报的。主持人念完指示,突然点他:“汇编室的小余,说说体会。”
余念新站起来:“我整理文件时发现,一个字增删,整段意思都可能偏。语言是有方向的,我们写的时候,得知道它要往哪指,不能瞎写。”
底下有人笑:“这不是废话吗?”
他没反驳,坐下后,有个女生悄悄递来张纸条,上面写着 “林岚,延大新闻班”。
散会后,林岚追上他:“你刚才说的‘语言有方向’,说得挺真。我编校刊时,想改个错字都被骂‘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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