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十二月末，延安的夜静得能听见延河的流水声。河对岸的山影在月光下叠成暗纹，中央通讯部窑洞的灯还亮着，窗纸泛着暖黄的光。屋里，几个记者围着木桌喝玉米糊糊，碗沿沾着残渣，话题却没离开明天要写的《整风总结》稿。
“部里说要写实，要写群众的变化，可‘真实’哪那么好把握？写错一个词，都得来回改三遍。” 老王放下碗，眉头皱着，手里还攥着半截铅笔。
“写实就是写看见的，老乡怎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写。” 余念新喝了口糊糊，语气没起伏。
“要是老乡的想法不对呢？” 老王冷笑一声，“写出来算谁的责任？”
屋里有人笑起来，一个南方口音接话：“算咱们的呗，笔在咱手里，写啥都得担着。”
说话的是卢记者，三十出头，写了好几年社论，常说自己是 “文字搬砖工”。他对余念新挺照顾，总带他去听各单位的汇报会：“别怕场子大，有些话听过一遍，写稿时心里才有点数，笔杆子才能立住。”
这天晚上，卢拉着余念新去延河边散步。春风裹着泥土的腥气，路边的柳条刚冒出嫩芽，软乎乎地垂着。“你写的《山河同声》我看了。” 卢忽然开口。
“怎么样？” 余念新问。
“干净，没虚头巴脑的词，这点好。” 卢顿了顿，“但也没‘刺’—— 报纸得让人看见光，可光下总得有影，太顺了，就成口号了。”
余念新没接话，心里却在琢磨。两人走到延河桥口停下，卢捡起块石子丢进水里，水声细碎：“笔是能攥住人的工具，写字得有底气，更得有分寸。底气是心里的信念，分寸是脚下的活路，缺一个都不行。”
这句话，余念新默默记在心里。
通讯部的日子从来不清闲。每天一早的晨会雷打不动，通报完各地战况，就开始分配宣传任务。有人说 “前方要后方报道鼓劲”，有人提 “得突出群众运动的成效”，还有人强调 “整风要树几个典型”。
部长坐在主位，听完这些争论，往往只说一句：“文字不是命令，是引导，得让人愿意听、听得进。”
余念新负责 “延安学习运动” 的系列报道。那段时间，机关、学校、部队都在搞学习，人人写笔记、谈心得。他带着两个年轻记者，白天跑单位采访，晚上在窑洞 里改稿，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去女子大学采访那天，院长黄同志接待了他。“我们这儿的学生，大多十七八岁，从全国各地来的，有的还是瞒着家里跑过来的。”
“她们主要学什么？” 余念新问。
“政治、历史，也学写作，不光学知识，更要学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明白自己为啥来延安。”
正说着，一个女学生抱着笔记本跑出来：“黄院长，我的学习心得能交了吗？”
黄院长笑着接过：“交吧，写得挺认真。” 女生转头看见余念新，眼睛亮了：“记者同志，是来采访我们的吗？”
“是。”
“那你能写我一句吗？我叫宋雅。”
“你想让我写什么？”
“写我们不怕冷、不怕饿，就怕白来延安一趟，学不到真本事。” 说完，宋雅就跑回了教室。
余念新心里一动 —— 这句话，比任何华丽的口号都实在。后来写稿时，他把这句话放进标题，就叫《我们不怕冷》。卢记者看完稿子，拍了拍他的肩：“这标题好，有劲儿。”
通讯部还会组织内部学习，每天晚上八点准时集合，读文件、谈体会。老王总爱打瞌睡，卢就用铅笔头戳他：“别睡，部长在后面看着呢。”
“看就看，我眼皮沉得抬不起来。” 老王揉着眼睛。
“你那篇整风稿还没改完，再睡就赶不上交稿了。”
“改稿得等灵感，急不来。”
“你那不是等灵感，是偷懒。” 两人拌着嘴，倒让严肃的学习会多了点活气。
余念新每次都坐在靠窗的位置，很少说话，只认真听。有人聊整风对工作的改变，有人讲边区农民种粮的辛苦，还有人说 “理想很满，现实有点骨感”。
部长偶尔也会坐下听，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开口：“咱们都是笔杆子，可笔杆子也得抬头看路。整风不是整人，是整思想里的‘虚’。你们写东西，别怕说真话，也别脱离实际，接地气才能有力量。”
“要是写的真话，上面不认可呢？” 有个年轻记者小声问。
部长笑了：“只要写得真，没人会怪你。怕就怕写假话，假话写多了，人心就散了，宣传也就没意义了。”
这句话说完，屋里静了半分钟，没人再说话。
一周后，通讯部接到新任务：编一期《延安的春天》特刊，写生产、写学校、写文化生活。“这次的调子要轻松些，别总用文件里的话，得让人一看就觉得延安有活气，有奔头。” 部长特意交代。
分工时，卢对余念新说：“你去文工团看看，他们最近排了新剧，讲战地运输的，应该能出篇好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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