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八月十八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三天，延河两岸还飘着庆祝的余味。城里的广播喇叭昼夜响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新华书店门前堆着刚印好的报纸，头版上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的大字标题，被阳光晒得格外醒目。
可热闹劲儿没持续多久，新的紧张感就漫了开来。延安的机关、学校、部队都在动 —— 干部调令一张接一张往下发，窑洞里的灯亮到后半夜，连街头的标语都换了，从 “庆祝胜利” 改成 “备战建设”。所有人都在等，等下一步该往哪走、该干什么。
教育处是最先动起来的。中央的指示很快传到：少年班要重新编制，改成 “少年干部训练队”，专门为各解放区培养年轻干事，等新区一接管，就把人派过去。
那天上午，郑教员攥着文件走进教室。屋里闷得慌，窗外的蝉叫个不停，吵得人心里发紧。少年们都抬起头，眼神里带着盼头，等着他开口。
“同学们，” 郑教员扫了一圈教室，声音比平时沉，“党中央决定，把咱们少年班改成少年干部训练队。现在解放区要接管，要建政权，要办学校，到处都缺人 —— 你们这批人，是第一批要派出去的少年干部。”
教室里静了几秒，接着就炸开了锅。有人兴奋地拍桌子，说终于能去干实事；也有人皱着眉，小声问 “去了要做什么”。余念新坐在最后一排，没说话，只盯着郑教员手里的文件 —— 那文件边角已经被攥得发皱，能看出这事定得急、定得实。
“从明天起，课程要调整。” 郑教员等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加政治课、行政课，还有文书训练。每个人都得学会写工作报告、记会议记录，甚至要学管账。别觉得这些简单，到了新区，这些都是要上手干的活。”
“那我们算不算上前线？” 张根生忍不住小声问。
郑教员听见了，看了他一眼，语气平静却肯定：“算。只不过这次的前线，不在战场上，在新区的政府里、学校里。”
下午，教育处开全员会，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连门口都站了人。窗外传来铁匠铺的叮当声，那是工人们在赶制农具，为战后生产做准备。凌莎坐在前排，桌上摊着厚厚的文件，都是关于教育系统调整的方案。
会议主题很明确：“战后教育系统重组”。从中央到边区，所有学校、保育院都要重新规划，还要筹备新学制，为新区培养师资。一个来自中央教育委员会的干部站在前面，念着指示：“延安保育院并入少年干部训练队，原来年纪小的学员，分流到干部子弟小学；十二岁以上的，进训练队预备班，跟着学实务。”
凌莎听得很认真，手里的笔没停，偶尔在文件上画圈。她在保育院待了七年，看着一批又一批孩子长大，现在要和这里告别，心里却没太多波澜 —— 她知道，这是为了新区的孩子，为了战后的教育，是该往前走了。
散会后，那名干部把凌莎叫到一边：“组织有两个安排，一是让你留在训练队，协助教学；二是延安要派一批骨干去华北，帮新区建学校、招老师。你想选哪个？”
“我去华北。” 凌莎没犹豫，“新区更缺人，我去那边能多干点实事。”
干部笑了：“现在大家都在说‘建设新中国’，你这老教育人，正好能派上大用场。”
没几天，少年班的人就全部搬到了新驻地，在延安南关附近。新宿舍还没修好，大家暂时住在半山腰的几孔旧窑洞里。
训练队的课程比以前紧了不止一点 —— 早上学政治、行政，下午要么去机关帮忙抄文件、记会议，要么去地里劳动，晚上还要集中学政策文件，经常忙到油灯快烧干。
一天早上，中央大礼堂门口贴了张通知，用红漆写着：“主席将于今日下午在礼堂讲话，主题为解放区建设与干部培养，各单位组织人员参加。”
下午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少年们坐在最后一排，垫着纸壳子，尽量往前凑。主席走进来的时候，台下的掌声响了很久，连窗外的蝉叫声都被盖了过去。
“同志们，” 主席站在台上，声音不大，却能传到每个角落，“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是大好事，但咱们不能松劲 —— 全国还没解放，新区要接管，老百姓要过日子，这些都得靠大家干出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我们的干部，不能只会喊口号，得懂政治，懂生产，更得懂老百姓的心思。延安是咱们的大本营，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人，都是新中国的种子，要把‘为人民服务’的根，扎到各个解放区去。”
掌声再次响起来，比之前更热烈。余念新坐在下面，想起在晋察冀看到的老乡 —— 他们在炮火里种地、办学，不就是在等这样的 “种子”，等有人来帮他们建安稳的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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