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夜，是浸了墨汁的绒布，沉沉地压在荣安里的上空，连风都带着刺骨的凉意。巷口那盏老路灯，灯柱锈迹斑斑，玻璃罩蒙着厚厚的灰尘，亮起来时昏黄得像老人的眼睛，光线透过稀疏的槐树叶，在青石板路上投下细碎而摇晃的影子，如同被岁月揉皱的旧信笺。荷池里的荷叶早已失却了盛夏的丰腴，干枯的茎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边缘卷成焦褐色，像被火燎过一般，偶尔有几片枯叶飘落，浮在水面上打着旋，无声地漂向池中央。
贾葆誉背着相机，像一个沉默的幽灵，在巷子里一步一步地走着。他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是漫无目的地徘徊，镜头扫过每一扇窗，每一道门，每一块砖，每一棵草。他知道，下周一，拆迁队的推土机就会轰鸣着碾过这里，所有这些熟悉的景象，所有承载着记忆的痕迹，都将化为一堆瓦砾和尘土。他要做的，就是在它们彻底消失之前，用胶片和像素，为它们举行一场无声的葬礼。
他的手指在快门上轻轻摩挲，却久久没有按下。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对焦，不是因为技术生疏，而是因为心乱如麻。镜头里的一切都在晃动，就像他此刻的心情。他想起林先生白天说的话：“房子可以拆，心里的荣安里拆不了。”可他心里的荣安里，此刻正被巨大的不安和无力感所侵蚀，摇摇欲坠。他拍下的那些照片，究竟是为了“记住”，还是为了“证明”？如果连证明都做不到，如果最终还是留不住这片土地，那记住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徒增伤感罢了。
“小贾？”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丝疲惫。
贾葆誉缓缓回头，看到宁舟站在不远处的老槐树下，手里拎着一个沉重的牛皮纸文件袋，袋口露出一叠厚厚的纸张，他的眉头紧紧皱着，眼下是浓重的青黑，显然是连日操劳没有休息好。“还在拍？”
“嗯。”贾葆誉应了一声，把相机从眼前移开，指尖冰凉。
“律师让我们把所有材料再梳理一遍，”宁舟走到他身边，把文件袋重重地放在路边的石墩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录音、照片、证人证言、土地使用证的复印件……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但他也说了，周正明的关系网很深，在市里有不少靠山，证据链只要有一个环节断了，就可能功亏一篑，甚至反过来被他们倒打一耙。”
两人并肩站在巷口，沉默地看着那盏闪烁的路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寂静，只有风吹过槐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远处城市的霓虹璀璨夺目，将半边天空都染成了虚假的紫色和红色，高楼大厦的轮廓在夜色中显得冰冷而坚硬。相比之下，荣安里的灯火显得如此微弱，如此不合时宜，仿佛随时都会被那片璀璨的霓虹吞噬。
“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天真了？”贾葆誉忽然问，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宁舟转过头，看着他，眼神复杂：“什么意思？”
“我们以为，只要有真相，有证据，就能赢。”贾葆誉苦笑了一下，嘴角牵动着脸上的疲惫，“可现在看来，真相和证据，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不堪一击。我们守护的，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注定要破灭的幻梦。周正明想要拆，就没有拆不了的地方，我们不过是在做无谓的挣扎罢了。”
宁舟没有立刻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却没有点燃，只是夹在指间轻轻转动。他看着烟头上印着的品牌logo，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我想起我刚入行做律师的时候，跟着师傅去处理一个劳动纠纷。那个工人在工厂里干活，被机器轧断了手，老板却想私了，只给一点钱就打发他。我们收集了所有证据，包括医院的诊断证明、工友的证言、工厂的违规操作记录，开庭那天，老板的律师却拿出了一份工人自己签的‘自愿放弃赔偿’的协议。工人当场就崩溃了，哭着说那是被胁迫的，是老板拿着他家人的工作威胁他签的。可法官只认证据，最终判决工人败诉。”
他顿了顿，把烟塞回烟盒，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那天晚上，我和师傅在街边的小面馆吃面条。面条很咸，汤很浑浊，我吃得味同嚼蜡。我问他，我们做这些，意义何在？明明知道正义可能不会到来，明明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根本赢不了，为什么还要坚持？师傅放下筷子，看着我说，我们做的，不是为了赢，是为了让那个工人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我们站在他身边，为他发声，为他争取，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哪怕最终输了，我们也让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为他的公道而努力。”
宁舟看着贾葆誉的眼睛，眼神坚定而温和：“小贾，我们现在做的，也是一样。我们可能留不住荣安里，可能最终还是挡不住拆迁队的推土机，但我们要让林先生，让张阿姨，让所有街坊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站在这里，为希望，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我们要让他们看到，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不是一文不值的，是有人懂得，有人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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