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怎么说？”铁蛋在一旁忍不住问。
“说法多着呢！”冯伯愤愤道，“有的说‘鱼多了就不稀罕，自然价贱’；有的挑毛病，‘你这鱼个头不匀’、‘鳞片有损’、‘不是最时鲜的品种’；还有的，直接就说‘今天收够了，你这鱼，要么按我说的价卖，要么自己挑到别处去试试’，可别处？别处也是他们一伙的！渔户们打鱼辛苦，鱼又是活物，不能久放，拖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更卖不上价。最后多半只能忍气吞声，低价卖了。”
林越沉默着。这种情况，他并非完全没有预料。生产端的改良提高了产量，但如果销售渠道被垄断，中间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渔产品不易储存的特性进行压价，那么增产的大部分利润，并不会落到辛勤的渔民手中，反而可能肥了这些坐地起价的商贩。渔民生活改善，增加收入，也就成了一句空谈。
“有没有渔户尝试自己挑到州城集市上零卖？”林越问。
冯伯摇头：“有是有，但太少。从渔村到州城，近的二三十里，远的五六十里，得起大早挑着沉重的鱼担赶路，到了集市还得交摊租、管理钱，遇到挑剔的顾客，半天卖不掉，鱼死了臭了，血本无归。大多数渔户，没这个本钱，也没这个精力和胆气。还是卖给上门的鱼贩省心，哪怕价钱低点。”
“这不是欺负人嘛！”铁蛋气得握紧了拳头，“咱们好不容易让渔户多打了鱼，倒让这些奸商占了便宜！”
林越站起身，在院子里踱了几步。河风吹来，带着淡淡的鱼腥味和水草气。他知道，技术推广只是第一步，打通销售环节，建立相对公平的贸易环境，让渔民真正享受到增产带来的实惠，才是更关键、也更艰难的一步。这涉及市场规则、行业秩序，甚至需要对抗已有的利益集团。
“冯伯，”林越停下脚步，目光清亮，“您是老户房，熟悉市面行情。依您看，州城及周边，一日大概能销多少鲜鱼？不同季节、不同鱼种，大致什么价钱才算公道？”
冯伯略一思索，答道：“若论州城，常住加流动人口，一日消两三千斤鲜鱼是不成问题的，逢年节更多。周边大镇，也能消化不少。至于价钱，糙米三十八文一斗的时节，像样的鲤鱼、草鱼，码头收购价怎么也得在十五文到二十文一斤才算公道，鲫鱼、鳊鱼略低，但也得十文以上。可如今，听说压到了鲤鱼十文、鲫鱼六七文，甚至更低！”
林越心中有数了。他转向铁蛋：“铁蛋，你带两个人，明早分别跟着何水生、刘栓、赵三郎他们，看看他们卖鱼的全过程，鱼贩怎么压价，说了什么，都记下来。再去州城几个主要鱼市、码头转转，看看零售价到底是多少，和收购价差多少。”
“先生，您是要……”铁蛋眼睛一亮。
“光知道不行，得抓现行，也得让渔户们自己看清楚这里面的门道。”林越语气平静，却带着决心，“然后，咱们得帮渔户们，找一条自己能走通的卖鱼路子。”
他心中已然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或许，可以借鉴“市易所”的思路，在几个主要渔获地，尝试建立“渔民供销点”。由州衙提供场地（或协调村里公用场地），组织渔户将渔获集中起来，统一分级、定价，然后由共销点直接面对城里的鱼行、酒楼、乃至市民销售，减少中间盘剥。甚至，可以尝试一些简易的保鲜方法，比如用冰（冬季储存在地窖的天然冰）或盐水短途运输，延长售卖时间。
但这同样会触动现有鱼行、牙人的利益，必然招致反弹。如何组织散漫的渔户？如何确保供销点运作公平、不被 corruption？如何应对可能的价格战甚至恐吓威胁？一个个难题，接踵而来。
改善渔民生活，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场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博弈。林越望着便民坊外熙攘的街道，仿佛能看到无形的市场之网中，那些挣扎的渔户，和盘踞在网节点上的、贪婪的蜘蛛。他要做的，是帮渔户们，在这张网上，找到并撑开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出口。
春风依旧和暖，滦河水浩浩东流。但一场关于“鱼价”的战斗，已在无声中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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