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气最盛的七月末，州衙后园那几棵老槐树的荫蔽，也挡不住四面八方蒸腾上来的热浪。蝉声嘶力竭，吵得人心头发闷。林越却仿佛对这份燥热浑然不觉，他卷着袖子，露出的半截小臂上还沾着些墨渍和不知哪里蹭来的灰土，正俯身在一张宽大的木案前，对着摊开的十几卷新旧不一、字迹各异的册页和草图，眉头微蹙，手中的炭笔时而疾书，时而停顿。
木案的一角，堆着些更零散的东西：几穗颜色、颗粒大小各异的麦穗和稻穗，用细麻绳系着标签；几块不同色泽、硬度的土坯，上面用炭笔写着采集地点；甚至还有几个小陶罐，里面装着不同的种子和晒干的、姿态各异的害虫标本。
这里不是州衙二堂，而是工学斋后院特意腾出来的一间敞轩，如今临时充作了“编书坊”。空气里混杂着纸墨、干草、泥土和淡淡药材的气味，有些杂乱，却透着一种实实在在的、与土地相关的生命力。
铁蛋端着两碗井水镇过的绿豆汤进来，轻轻放在案边：“先生，歇会儿吧，这大热天的。”
林越“嗯”了一声，目光却没离开案上的册页，顺手端起碗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汤水划过喉咙，才觉得周遭的暑气褪去些许。他指着面前一份字迹工整、却略显呆板的册子道：“这是户房历年收成汇总的节选，数字倒是齐全，可只记了某县某年收粮多少石，至于为何丰、为何歉，用的何种种子，有何灾异，如何应对，一概语焉不详。”又拿起另一本页面发黄、边角磨损严重的小册子，“这是前日从南边平陆县一位老农手里换来的，他自己记的‘种田杂记’，字歪歪扭扭，还有不少错别字和自创的符号，可里面记的东西实在——‘癸丑年春旱，谷雨前三日抢种深一寸，出苗齐’、‘东山脚黑土宜豆，忌连种’、‘麻叶生腻虫，用烟梗水喷之，三日尽’……这些，才是真有用的东西。”
铁蛋凑过去看，果然，那老农的笔记如天书一般，若非先生讲解，他根本看不懂。“先生，您真的要编一本讲种地的书？这……种地的事，老农们不都口口相传，自己心里有数吗？”
“心里有数，未必说得明白；说得明白，也未必传得下去。”林越放下炭笔，揉了揉发涩的眼睛，“你看，北沧州境内，南北气候有差，山地平原土质不同，水泽旱田种法各异。这些年我们推广深耕、新种、治蝗、施肥等法，虽有些成效，但多是靠衙役宣讲、工匠示范，零敲碎打。有的地方学得好，有的地方学走了样，有的老法子明明更好，却因无人整理，随着老农故去就失传了。若能将这些散落各处、历经验证的种植经验，去芜存菁，分门别类，编成一册通俗易懂的‘全书’，让识字的人能看懂照着做，不识字的人也能听人讲解明白个大概，那岂不是能惠及更多农户，少走许多弯路？”
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盘桓已久。早在他推广新式犁耙、指导堆肥时便已萌芽，经历诬陷风波、升任同知后，目睹百姓信任日深，更觉责任重大。将那些实用的、能增产保收的知识固化下来，广为传播，其长远价值，或许不亚于兴建水利或推广新式工具。这既是总结，也是传承。
“可是，”铁蛋仍有疑惑，“种地的事儿，千变万化，今年有用的法子，明年未必灵。一本书，写死了，会不会反而误事？”
“问得好。”林越赞许地看了铁蛋一眼，“所以，我们编的不是‘金科玉律’，而是‘经验汇编’。要注明地域、土质、气候的差异，要讲清道理，让农人明白为何如此，方能灵活运用。譬如施肥，书中不仅要列明各类粪肥、绿肥的制法用法，更要说明其肥力长短、适宜作物，让农人懂得‘因地制宜’、‘看苗施肥’。又譬如治虫，不仅要录下已知有效的土方，也要提醒农人观察虫情，早防早治，明白‘预防重于扑杀’。”
他越说思路越清晰：“此书大致可分几卷。首卷讲‘天时地利’，教人辨识节气、土壤、水源。次卷讲‘五谷种植’，按麦、稻、黍、豆、麻等分述，从选种、整地、播种、中耕、施肥、灌溉到收获、储藏，一步步详解。三卷讲‘园圃技艺’，种菜、植果、栽桑、育茶之类。四卷讲‘灾异防治’，旱、涝、风、雹、霜、冻、虫、病，如何预兆，如何应对。五卷讲‘农器巧用’，新旧农具优劣、使用保养之法。最后，或许还可附一卷‘农桑月令’，按月份提醒紧要农事。”
铁蛋听得咋舌：“这么浩大的工程……先生，您一个人，如何编得过来？那些各地的老经验，又去哪里搜集？”
“自然非一人之力可为。”林越笑道，“我已禀明宋大人，宋大人极为支持。州衙已行文各县，征集本地老农、种田能手所知之经验窍门，无论有无文字，皆可上报，凡被采纳者，给予钱粮奖励。同时，请各县户房、劝农官，将本地历年气候、收成、灾异及应对得失，整理成文。工学斋里，凡农家子弟出身、识字伶俐的，都可参与整理、抄录、绘图。我们还要派人，带着初步整理出的条目，下乡去，找那些最有经验的老把式，一条条验证、补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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