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越在乱石村醒来时，晨光正从东窗漏进来，在青砖地上铺开一片柔和的水白。
他躺在赵老根家西厢房的软榻上，薄被是新的，粗布洗得发白，叠得整整齐齐，还带着皂角的清苦气味。枕边搁着一只粗陶茶杯，水还是温的，显是早起有人悄悄进来换过。
他坐起身，披衣走到窗边。
窗外的景象让他怔了很久。
三十五年了。
他最后一次站在这里望出去，窗外是一片歪歪斜斜的土坯房，东家的墙裂了缝，西家的顶漏了雨，巷口那棵歪脖子榆树下常年蹲着几个晒太阳的老人，目光空空洞洞，像枯井。
如今，那些土坯房都不见了。
入目是一片青灰的瓦顶，鳞次栉比，在晨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新起的砖墙刷了白灰，窗棂漆成深赭色，檐下晾着金黄的玉米辫、通红的辣椒串，有一户人家的窗口还悬着竹编的鸟笼，里头一只画眉正吊嗓子。
巷口那棵歪脖子榆树还在，却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树干粗了三圈，树冠撑开如巨伞，树下摆着几张新打的条凳，几个老翁坐在那里择菜，说着闲话，偶尔爆发一阵爽朗的笑声。
不是当年那些空洞的目光。
不是当年那种沉闷的死寂。
林越扶着窗棂，久久没有动。
“先生醒了？”
赵老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粥站在门边，佝偻的脊背在晨光里弯成一道弓。他把粥轻轻搁在榻边矮几上，顺着林越的目光望向窗外。
“这巷子，先生不认得了吧？”他的声音有些哑，却带着掩不住的神气，“俺们给它起了个名儿，叫‘榆树巷’。那年先生从州城寄信回来说，路要修，沟要挖，屋要翻新，俺们就一样一样做。头三年只修了三户，后头大家见着好，抢着修，到泰昌十九年，整条巷子都翻新了。”
他顿了顿，指着一户檐下晾着鸟笼的人家：
“那家，先生还记得不？当年老刘家的土房，后墙裂了道大缝，拿草把子塞着。他家小子娶不上媳妇，嫌房破。泰昌十六年翻新了屋，十七年就说上亲了。如今娃都进学堂了。”
林越顺着他的手指望去。
那户人家的院门半敞，一个年轻妇人正蹲在院里洗衣，两个四五岁的孩子追着鸡满院跑。妇人抬起头，朝巷口择菜的老翁们喊了声“爹，晌午吃面”，声音清亮，穿过晨雾传过来。
林越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那院子，看了很久。
早饭是小米粥、腌萝卜、新摊的鸡蛋饼。
赵老根的儿媳端上来时手脚很轻，叫了声“先生”，便垂首退了出去，不敢多待。她嫁进赵家十五年，从丈夫口中听过无数遍“林先生”的故事，如今真人坐在她家炕头，她却一句囫囵话都说不出了。
林越喝了两口粥，放下筷子。
“陪我去村里走走。”他说。
赵老根没有劝他歇息。他起身取过拐杖，把先生那条旧羊皮褥子叠好垫在轮椅的靠背上——这是昨夜他让儿子从库房翻出来的，当年先生坐过的那辆，轮子上了油，擦了灰，跟新的一样。
轮椅吱呀吱呀碾过碎石路，在榆树巷里慢慢走。
林越一路看，一路认。
村东那块涝洼地，当年一下雨就积水，麦子种不活，只好荒着。如今整成了三亩水塘，塘边种着茭白，塘里养着鱼，几个半大孩子正光着脚丫在浅水处摸螺蛳。
“泰昌十八年，”赵老根在一旁解说，“先生那书里写了‘低洼地改塘养鱼法’，俺们照着试。头年没经验，鱼苗死了一半。二年请了州里工坊的人来看，说是水太肥，要种水葫芦吸肥。第三年就见着钱了。”
村西那片坡地，早年种谷子，产量低得可怜。如今辟成了棉田，一垄一垄齐整得像刀裁的，棉苗刚及膝，叶子绿得发黑。一个中年汉子正蹲在地头，拿自制的量具测土，神情专注得像在修精密器具。
“那是赵二栓家的老三。”赵老根说，“泰昌二十一年去州里工坊学过半年，回来就在村里推广先生书里的‘测土施肥法’。村里人起初不信，他就拿自家地试，试了三年，亩产比旁人多三成。如今都跟着他学。”
村北新建的学堂，是前年落成的。三开间的青砖瓦房，窗子开得又大又亮，门前一块平整的空地，立着一根木杆，旗子在晨风里轻轻飘。朗朗的读书声从窗口飘出来，稚嫩而齐整，像春天刚出窝的雏燕。
赵老根在学堂门口停住脚步。
“先生，这学堂的名字，是您那年题的。”
林越抬头。
学堂门楣上挂着一块匾，乌木底，绿漆字，笔迹拙朴，是乡间刻匠的手艺。
四个字：
“乱石蒙学”。
他想起泰昌二十年，秦文远代他写过一封回信，给乱石村的族老。信中婉拒了“立祠”之请，说祠堂不必建，若有余力，不如办个学堂。他口授，秦文远笔录，最后他说，添四个字罢。
他随口说了“乱石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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