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雪化了之后，榆树巷尽头那间没有门的青砖房，就再也没有冷清过。
每日卯正，太阳刚爬上村东那排白杨树梢，院墙豁口处便会准时探进几颗小脑袋。先是赵守田，他住得最近，总是最早到；然后是住巷中段的周二毛、周三栓兄弟俩；再然后是村西的刘杏儿——她是这群孩子里唯一的女娃，个头最小，却来得最准时，风雨无阻。
林越靠在廊下那张藤椅上，膝头搭着那条旧羊皮褥子。他不说话，只是望着那些小脑袋一颗一颗从豁口处冒出来，像春天雨后从土里钻出的蘑菇。
孩子们起初还有些拘谨，站在廊边不敢动，等先生开口。后来不知从哪天起，拘谨就悄悄化掉了。
赵守田头一个学会往廊下草墩上坐，坐下去时还会把自己的草墩往旁边挪挪，给后到的人腾地方。周二毛学会了一边落座一边从怀里掏出头天晚上削好的炭条，整整齐齐码在矮几角上。刘杏儿学会了一进门先朝先生的方向轻轻一福——那是她娘教的，她娘说先生是村里的大恩人，见着要行礼。
林越没有说过“不必多礼”，也没有说过“就该如此”。
他只是靠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做这些事，有时微微点一下头，有时连头也不点，只是嘴角那道细浅的纹，轻轻往上牵一牵。
那纹太淡了，淡得像雪地上快要化掉的一道痕。可孩子们就是能看见。
赵守田说：“先生今儿高兴。”
周二毛问：“你咋知道？”
赵守田说：“先生嘴角动了。”
几个孩子一齐扭头朝廊下望去，林越的嘴角已经恢复如常，看不出任何动静。可他们还是信了，一个个小脸绽开笑，比院墙豁口外那片冬日的阳光还亮。
课是没有固定内容的。
林越从没说过“今天教这个，明天教那个”。他只是靠在藤椅上，有时指着棉田的方向问一句“你们知道棉花开花后多少天能摘”，有时拿起赵守田带来的算盘拨弄几下问“谁能在一炷香里把这笔账算清”，有时从水生手里接过一截树枝，在地上划几道杠杠，让他们数。
孩子们最喜欢的，是“考先生”。
这个规矩是赵守田发明的。头一天上课，他壮着胆子问：“先生，您啥都知道，俺能不能考考您？”
水生刚要开口斥他没大没小，林越已经点了点头。
赵守田想了半天，问出一个憋了好久的问题：“俺家那只芦花鸡，天天下蛋，就冬天不下。俺娘说鸡歇窝，俺想问问先生，鸡歇窝的时候，喂点啥能让它接着下？”
林越没有立刻回答。
他靠在藤椅上，阖眼片刻，像在翻一本看不见的书。
然后他睁开眼，说：
“天冷日短，鸡歇窝是自然之理，不必强求它下蛋。你若实在想喂，把谷糠拌点温水，撒几粒碎苞谷，别喂太饱。喂饱了它光吃食不下蛋，更亏。”
赵守田把这话牢牢记在心里，回去照办。那只芦花鸡整个冬天果真隔三差五还能捡着蛋，虽然不如春夏多，但也够他家过年包饺子了。
这事传开后，孩子们的眼珠子都亮了。
原来先生真的什么都知道！
原来真的可以考先生！
于是“考先生”成了每日必修课。周二毛问过“为啥井水冬暖夏凉”，周三栓问过“天上的云为啥有的白有的灰”，刘杏儿问过“棉苗长虫时能不能用草木灰水喷”。
林越一一答了。
答得极简，有时只是一句话，有时只是在地上划几道杠杠示意。可孩子们就是能听懂，听懂了就牢牢记在心里，回家说给爹娘听，第二天再来问新的。
有一回，周二毛问了个从没想过的问题：
“先生，您咋啥都知道？”
林越望着他，没有答话。
廊下静了片刻。
周二毛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脸涨得通红，低头绞着衣角不敢再吭声。
林越忽然开口：
“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比你们差远了。”
周二毛猛地抬起头，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孩子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信这话。
先生怎么可能啥都不知道？先生可是连州城来的大官都要请教的人！
林越没有解释。
他只是望着院墙豁口外那片冬日灰白的天，望着那棵落尽叶子、光秃秃戳在风里的枣树苗，望着那些不知从哪里飞来、落在枝丫上蹦跳的麻雀。
“我十二岁的时候，”他轻轻说，“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
赵守田不信：“咋可能！”
“真的。”林越的声音很淡，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有一回我娘让我去割韭菜，我割回来一筐麦苗。”
孩子们哄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有的捂着肚子，有的直拍草墩。
林越没有笑。
可他嘴角那道细浅的纹，又轻轻往上牵了牵。
“后来我慢慢学。学了一辈子，也就学了这么一点。”他望着那些笑得东倒西歪的小脑袋，“你们现在比我那时候强。至少，你们分得清韭菜和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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